此外，拜登政府繼承並不斷優化升級投資限制。2024年10月，美國政府發布新規，管制美國企業對中國先進半導體、量子技術和人工智能領域對外投資，具體分為“禁止類”和“申報類”，其中禁止類主要包括高性能人工智能、先進半導體製造、EDA和設備等，其他歸於申報類，防止美國在華投資可能“威脅美國國家安全”。拜登還延續了特朗普的諸多“黑名單”。同時，一些相關法案明確要求國防等部門不得採購部分中企的產品。
據美方統計，2020年（特朗普政府上個任期結束時），美國進口商品中，中國占比18.4%，較2017年下降3個百分點。2023年（拜登政府任期結束的前一年），該比例為13.7%，較2020年回落4.7個百分點；2024年首三季進一步降至13.2%，按年回落0.4個百分點。
顯然，如果哈裡斯贏得大選，大概率會延續拜登時期對華政策的基本框架。只是民主黨的對華經濟政策可能不會那麼張揚，影響也會是輕風細雨而非疾風驟雨。然而，“明槍”固然不好躲，誰說“暗箭”就一定比“明槍”更好防呢？
在今次大選過程中，特朗普曾經威脅將會從四方面升級對華貿易制裁：1）取消中國永久正常貿易關係（PNTR，即最惠國待遇）；2）對中國對美所有出口商品徵收60%或以上關稅；3）4年內停止對中國生產的必需品的進口；4）嚴厲打擊中國商品通過第三國出口到美國。
相比特朗普對於關稅措施的熱衷，拜登時期則更偏好非關稅措施，如以“去風險化”之名，行幹預全球產業鏈供應鏈之實。
“特朗普1.0”在貿易政策上兌現競選承諾的程度較高，不排除“特朗普2.0”會得心應手地繼續揮舞關稅大棒。一是趁中國當前經濟運行壓力較大，對外需依賴程度更高，運用關稅手段對中國落井下石。二是運用加征關稅來彌補因推行減稅政策引發的稅收收入減少，進而緩解美國財政赤字擴張的壓力。三是即便不考慮進一步打壓中國經濟，也可能運用關稅手段作為談判籌碼，換取中國在其他方面的妥協和讓步。四是2020年初中美簽訂第一階段經貿協議，按下了中美經貿摩擦的暫停鍵，但因疫情原因協議執行不了了之，特朗普可能以關稅手段要挾中國完成協議並進行補償。
關稅政策存在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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