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實踐中，台灣當局習慣濫用眾多衹有主權國家有權使用的國際法概念，這實際是將台灣地區作為“國家”。如“214惡性撞船事件”發生後，時任台灣地區行政部門負責人陳建仁接受媒體採訪時說：“台灣海巡人員依照國際慣例依法執法。”2024年6月，台灣新任防務部門負責人顧立雄揚言：“衹要中國大陸軍隊攻擊台灣在航機艦設施、或攻擊本外離島、進入台灣12海里海空域，台軍就可行使自衛權依比例反擊。”
二、美國推動台灣問題“國際化”的實踐邏輯
美國為保持霸權地位，不斷刻意製造危機，營造地緣政治的緊張氛圍，台灣問題的“國際化”是其關鍵抓手。具體來說，美國主要從塑造競爭格局、渲染產業安全、強化認知偏見等方面著手，鼓噪各國介入，其實踐邏輯日漸清晰。
（一）塑造競爭格局
美國的世界霸權建立在各條與盟友或夥伴的關係線上，呈現出“點—線—面”交互共生的網狀格局。近年來，拜登政府將台灣問題視為抓手編織對華關係網，組建針對中國“小院高墻”式的小多邊聯盟機制，以“關係/事件”框架製造了敵對意識，將兩岸關係暗度為“國際關係”。美國有關“不尋求改變中國體制”的表態和在經貿領域與中國的主動溝通等行為，目的在於構建美國試圖休戰的刻板印象。唯有如此，美國的所有行動，都不可以被指責為是干涉中國內政或霸權主義，而是與中國進行競爭的必要舉措。這是美國以“退”為進，在涉台等問題上形成可以影響國際社會前見的“事前解釋”。這實際是逼迫各國在中美之間選邊站隊，在印太乃至全球範圍內塑造全面競爭格局，為台灣問題“國際化”的加速演進營造外部環境。
具體來說，美國一方面運用整體化、網絡化的競爭策略，通過安全圍堵、經貿脫鈎、科技斷鏈、文教隔離等方式，將台灣問題與其和中國大陸之間存在的安全、經貿、科技和文教等問題混淆一起，並同東北亞問題、南海問題相連結，試圖發揮美日、美韓、美菲和美台軍事“同盟”的集成效應，塑造以所謂規則為基礎的區域秩序。如2024年9月21日美日印澳第四屆四方夥伴關係領導人峰會所發布的《威爾明頓宣言聯合聲明》宣布新的印太地區海事培訓計劃（MAITRI）並啟動首次“四方海上船舶觀察員任務”⑦。另一方面，美國極力渲染“大國競爭”和“中國威脅論”，以形塑中國作為“假想敵”甚至“敵對國家”的形象，將台灣地區置於美國對華競爭格局的前沿，人為製造更多的壓力和衝突來鞏固盟友關係。如拉攏印太盟友夥伴參與“五眼聯盟”“美日印澳四邊機制”“美英澳三邊安全夥伴關係”等形形色色“小圈子”或“小多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