違法事實證據確鑿無可爭議
例如其中一篇羅冠聰所寫的文章，指導讀者低調以“非政治”組織聯絡、隱藏及蔓延開去，煽動香港市民做好準備隨時再行動、擴闊戰線；又在其另一篇文章煽動讀者的“烈士情緒”，聲稱承受代價是社會運動的本質之一，鼓動讀者不顧後果地挑戰政府及中央管治。
雖然這些文章非被告所寫，但發布文章的決定權卻在他們身上。他們發布文章前，有可能不知道這些內容會產生的效果嗎？正如法官所說，鐘沛權供稱《立場新聞》沒有任何政治立場是謊言。《立場新聞》不但有政治主張，而且主張還非常清晰，就是“本土主義”、支持“香港本土自主”。從客觀情況而言，《立場》在修例風波期間，變成了抹黑中央和特區政府的政治工具。由此不難得出結論，本案與被告新聞工作者的身份無關，新聞工作者更不能作為其申辯無罪的理由。
這也間接解答了第二個迷思：有些人覺得傳媒被起訴或定罪，就等於本港的傳媒工作日後將被受到莫大的限制。其實這個迷思從一開始就是偽命題。首先，新聞報導從來不是沒有限制的，因為就算是不從事傳媒工作的人，都知道傳媒的首要責任，是報導真相，而不是講假話，以至半真半假的話術。作為新聞工作者，每一單報導、每一篇文章出街前都必須要全力查證，驗證其真偽，這不是對傳媒的限制，而是傳媒本身應有的責任。而只要經過盡力查證，報導和文章也自然會有客觀的公信力。
但“立場新聞案”中的文章又如何呢？羅冠聰在文章中聲稱，有“抗爭者”被政府無理打壓、被失蹤、侵犯、長年囚禁等；何桂藍的一篇專訪，極力說服不同意或還未同意“攬炒”手段的讀者，是因為他們“還未察覺自己只是生活在極權之下”云云。這些文章，是用假消息散播憎恨及反政府情緒，煽動支持者全面進行曠日持久的“抗爭”，同時也是在製造恐慌，試圖誤導讀者令他們相信香港完全沒有自由、無法正常生活。這算是正常的傳媒工作嗎？
《立場新聞》過去的確發表了非常多新聞報導，但這不代表其個別文章中不具煽動意圖。就例如《立場新聞》選擇在2020年違法“初選”時專訪其前員工何桂藍，卻沒有用相同規格對待其他參選人。這算是正常的新聞報導？抑或在幫何桂藍助選？又是否在為何桂藍的煽動言論進行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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