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日本產業鏈遷出的結果是形成了“三角貿易”，後來日本經濟學家也觀察到，這種“三角貿易”實際上成為制約日圓國際化的一個結構性因素。從這個角度來看，中國要注意吸取當年日圓國際化當中“三角貿易”的教訓。
舉例來說，當年日本也是為了降低生產成本、減少日美經貿摩擦的壓力，將工廠轉移到中間國家（比如說泰國），但泰國工廠最終還是要將產品賣給美國。而泰國企業缺乏定價權，美國企業往往選擇以美元來計價和結算。
同時，由於泰國外匯市場的深度和廣度都不夠，沒有一個具有充分流動性的外匯衍生品市場，無法進行匯率風險對沖交易，所以從日本母公司的角度來看，只能把對沖匯率風險的交易交給在東京的總部來做。為了減少匯率風險，日本母公司與泰國子公司的交易也會以美元計價和支付。
在日本公司的這種內部安排下，所有匯率風險都轉移到了東京金融市場，從公司角度來看這樣的舉措最有效率，也最經濟。但從宏觀角度來看，日圓的國際使用受到了明顯的抑制，日圓在國際貿易中的使用面臨玻璃天花板。上述案例表明，“日本─泰國─美國”這種三角形分工格局決定了對應的“三角貿易”，並進一步使得日圓國際化的空間被大大壓縮。
從過去多年的情況來看，中國產業鏈外遷的過程中也已經呈現出了一定的“三角貿易”特徵。正如前文所述，中國與美國之間的雙邊貿易聯繫減弱，但間接聯繫增強。而這種“三角貿易”特徵可能會對人民幣國際化形成一定的潛在制約。
因此，全球產業鏈重構對於人民幣國際化既是機遇也是挑戰。一方面，中國與其他國家的投資、中間品貿易聯繫在加強，跨境使用人民幣的可能性在上升；另一方面，“三角貿易”這種結構性問題可能對人民幣的跨境使用產生一定的制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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