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省宿遷市紀委監委第三審查調查室主任楊海峰分析，根據上述意見，認定“合作投資”型受賄須同時具備兩個要件：一是未實際出資，二是未參與管理經營。在不符合兩者之一的情況下一般排除受賄罪的認定。但實踐中，並非只要實際出資就一定不構成犯罪，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仍可能涉嫌受賄罪：一是在公司實際經營並盈利情況下，給國家工作人員分配的利潤超出其應得收益；二是在公司本身沒有實際經營或盈利情況下，仍給國家工作人員分配利潤；三是在公司未給其他股東分配利潤情況下，只給國家工作人員分配利潤。
浙江省仙居縣紀委監委案件審理室主任郭精武認為，“合作投資”型受賄方式隱蔽、手段複雜、形式多樣，包含多種類型。“代為出資”型受賄即受賄人不實際履行出資，由行賄人代替受賄人出資，受賄人按照行賄人代為出資的比例獲取分紅；“直接獲利”型受賄，即行賄人直接應允給予股份，國家工作人員未實際出資，卻按照幹股享受分紅，本質上相當於“坐收利潤”，該“利潤”額認定為受賄數額；“超額獲利”型受賄，即國家工作人員雖實際履行出資，但所獲收益明顯超過出資比例，或在獲取實際出資比例分紅之外，額外獲取分紅，該額外獲取的分紅額為受賄金額。
以投資之名掩蓋行受賄之實是“合作投資”型行受賄的顯著特徵。郭精武稱，紀律處分條例、公務員法等黨紀法規對黨員幹部、公職人員從事或參與營利性活動均有明確禁止性要求。實踐中，有的國家工作人員憚於被查處，往往以私下簽訂“合作投資”協議作為不顯名股東，或以家人、親屬或其指定的第三人名義進行“合作投資”等方式隱名入股。表面上看，國家工作人員只是借他人名義違規經商辦企業，但當國家工作人員沒有實際出資和參與管理、經營，而以權力來獲取“幹股”“收益”，這就成了典型的隱性受賄。
在浙江省原杭州經濟技術開發區資產經營集團黨委委員、副總經理沈軍玉受賄案中，沈軍玉在明知自己不能入股情況下，通過安排親人代持、介紹第三人購買等形式注入資金，成為杭州某科技有限公司、新材料公司“影子股東”；在明知新材料公司虧損後，又利用職務便利，讓他人回購其股份，確保本人資金安全。沈軍玉因犯受賄罪被判處有期徒刑十年六個月，並處罰金70萬元。
從出資的真實性、獲利的正當性、職權的關聯性等多方面綜合研判，揭開“合作投資”型受賄“市場化”“合法化”面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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