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贏得與中國的競爭需要美國減少國家安全體系的脆弱性
拜登政府之所以加強國家安全韌性建設，也是希望可以通過減少美國的內在脆弱性來在中美競爭中占據上風。
第一，減少脆弱性，特別是社會領域的脆弱性，有助於美國為進行長期的大國競爭建立穩固的國內共識。對於美國這樣一個缺乏絕對權力中心的多元主義國家來說，精英與社會共識的形成對於美國實現重大對外政策願景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缺乏廣泛的社會共識基礎，即便有精英共識的支持，美國的決策者們也將難以實現對外政策抱負。由此，對於美國的精英來說，要想維持長期的對華競爭政策，就必須改善美國國內的經濟狀況，特別是要讓中產階級分享到足够的美國經濟發展紅利。〔13〕唯有如此，美國才可能有效消除社會脆弱性，重建龐大的中產階級，并在此基礎之上建立穩固的對華戰略競爭共識。
第二，減少國家脆弱性有助於美國增強大國競爭力。相關領域脆弱性的存在不僅會給美國的國家安全帶來挑戰，也會影響美國與中國進行長期戰略競爭的能力，無助於美國贏得與中國的戰略競爭。以國防工業為例，難以想象具有明顯脆弱性、缺乏活力的國防工業體系可以幫助美國繼續維持強大的國防力量。沙利文指出，重建美國國防工業有助於美國在競爭激烈的地區維持競爭力。〔14〕
特別是，如果美國能够實現社會領域的韌性強化，真正重建美國曾經龐大的中產階級，那對於維持美國的大國競爭力來說更是至關重要的，因為這有助於美國政治領導力的增強。大國競爭不僅關乎物質層面的較量，而且事關“軟件”層面的政治領導力，政治領導力越強大，大國贏得競爭的可能性也就越大。〔15〕而中產階級的衰落、貧富差距的擴大與兩極分化的加劇已在很大程度上導致了美國國內政治的失序，從而導致美國無法建立起強大的政治領導力。
第三，減少國內脆弱性有助於美國更好地作為“榜樣”。美國曾長期且廣泛地被視為國家治理的榜樣。然而，隨著美國國家治理效能下降，“美國治道”的吸引力也顯著下降，美國因而難以繼續充當榜樣，并發揮“榜樣的力量”。〔16〕這也影響了美國的國際動員能力。在拜登看來，美國需要通過行使“榜樣的力量”來領導世界，并且“美國成為世界進步力量和動員集體行動的能力始於國內”。〔17〕而這就要求美國減少內在脆弱性，畢竟一個存在嚴重脆弱性及其所折射出的國家治理存在明顯缺陷的國家不可能被其他國家真正視為榜樣。
四、國家安全韌性建設與拜登政府對華競爭方略
在拜登政府看來，“內政就是外交，外交就是內政”。因此，透過國家安全韌性建設，或可以更好地理解拜登政府對華競爭方略的深層次邏輯。
（一）在競爭資源上，注重培育而非汲取
關於如何調動國內資源實現國家財富或權力的增長，國家有兩種可用辦法，一是資源“培育”（mobilize），即調動資源，干預經濟，以刺激經濟增長，增加整個社會的財富；二是資源“汲取”（extract），即國家從社會中提取資源服務於國際力量的行使。所以，“培育”是創造財富和對權力進行投資的資源運用方式，“汲取”則是創造權力和消耗財富的資源運用方式。〔18〕
如果是霸權國主動挑戰與崛起國之間的戰略競爭，那麼這場戰略競爭很可能經過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霸權國的戰略進攻階段，即霸權國試圖盡可能地打壓、遏制崛起國；第二階段是戰略相持階段，即如果崛起國可以抵禦霸權國第一階段的戰略進攻，那麼戰略競爭就會進入誰也無法占據壓倒性優勢的相持階段；第三階段是戰略決戰階段，即某一方試圖抓住機會窗口以畢其功於一役。
對霸權國來說，在不同的競爭階段，資源運用方式的側重點是不同的。戰略進攻階段，霸權國的資源運用方式會側重於戰略汲取，因為此時霸權國需要動員足够的國內資源來對崛起國發起進攻；戰略相持階段，霸權國最可取的資源運用方式是將資源培育置於資源汲取之前，加大對國內的投資，盡可能地積纍更多財富和競爭資源，并少量汲取資源用於消耗、襲擾對手，干擾對手的發展，最終待出現類似於對手自亂陣腳這樣的合適時機再畢其功於一役；戰略進攻階段，如果是霸權國認為出現了可以畢其功於一役的機會窗口，那麼霸權國便會進行資源汲取，以便動員足够的戰略資源來發動對崛起國的決戰。
事實上，美國的對華競爭方略就反映了上述邏輯。在特朗普政府時期，中美戰略競爭處於美國主動挑起的戰略進攻階段。〔19〕但特朗普的戰略進攻并未實現預期效果，中國成功抵禦了特朗普的戰略進攻，中美戰略競爭因而進入到了戰略相持階段。拜登政府不僅承認中美戰略競爭進入了戰略相持階段，而且實際上也將此作為了制定大國競爭方略的出發點。加之，或許正如美國國內有觀點所指出的，“美國人民現在有勇氣和資源與威權主義或與中國進行無限制的競爭嗎？”〔20〕因此，一方面，以國家安全韌性建設為標志，拜登政府將資源培育作為了主要的資源運用方式，即通過加強經濟韌性建設來積纍物質財富，通過加強社會韌性建設來積纍“人心”；另一方面，又采取“小院高牆”等方式來延緩中國的崛起速度，以盡可能地為美國的國力復蘇提供時間窗口。
（二）在經濟競爭上，以加強經濟韌性為緣由推動對華“脫鈎”
對華“脫鈎”是美國對華經濟競爭的重要組成部分。美國對華“脫鈎”的實現可以基於兩種方式：一是“弱他”邏輯即通過限制中國獲取美國的技術、中國的產品進入美國的市場等來實現對華“脫鈎”；二是“自強”邏輯即通過加強自身的產業鏈、價值鏈等的建設，構建排他式的經濟與科技體系來實現對華“脫鈎”。特朗普政府的對華“脫鈎”更多是基於“弱他”邏輯，而拜登政府不僅注重“弱他”邏輯的運用，也強調“自強”邏輯的意義。加強國家安全韌性建設也可以解釋為何拜登政府會強調運用“自強”邏輯來推動對華“脫鈎”。因為“自強”邏輯可以幫助美國從根本上降低對國家安全脆弱性來源的依賴，所以該邏輯更有助於國家安全韌性的實現。美國智庫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也指出，美國的對華“脫鈎”政策應以旨在投資和培養美國自身技術實力為主的進攻性措施為主，因為此類措施在加強美國的韌性上具有最大的長期潛力。〔21〕
拜登政府在韌性叙事下推動對華“脫鈎”比較具有代表性的舉措是，其為加強供應鏈韌性，而試圖通過本土化、區域化與陣營化的方式加強產業鏈能力，以此打造“去中國化”的供應鏈。拜登政府打造“去中國化”的供應鏈也折射出了其與特朗普政府對華“脫鈎”政策的另一個重大區別，即拜登政府瞄準一個行業，而特朗普政府針對具體企業。因此，拜登政府的對華“脫鈎”更為徹底。
此外，“去風險”（de-risking）話語與叙事之所以能迅速取代“脫鈎”叙事成為美國對華經濟競爭的新話語體系，也是因為該叙事契合了拜登政府高度重視國家安全韌性建設的戰略思維。所謂“風險”增加了美國國家安全體系的脆弱性，因此，“去風險”則有助於國家安全脆弱性的降低與國家安全韌性的增強。
（三）在軍事競爭上，以韌性建設引領對華軍事競爭
美國正試圖以國防領域的韌性建設為引領來加強它的對華軍事競爭，從而強化美國對中國的戰略威懾力。
一方面，通過加強國防韌性建設，降低美國軍事力量面對中國精確打擊力量時的脆弱性，以此增強被動防禦能力，從而實現拒止性威懾的強化。以加強軍事基地的韌性建設為例，雖然美國位於亞太地區的軍事基地是其維持在亞太地區前沿的軍事存在、確保對中國的戰略威懾力以及加強對盟友控制的重要工具，然而，部分正是由於中國精確打擊能力的快速發展，美國亞太軍事基地的生存能力正面臨著嚴峻挑戰。因此，加強亞太軍事基地的韌性，使它們具備更強的抵禦力便成為美國國防韌性議程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加固現有軍事基地與增強它們的導彈防禦能力的同時，美國還試圖將武器裝備、部隊和指揮力量分散到較小的前沿基地，以此使中國更難通過打擊任何單一軍事基地來發動決定性攻擊。
另一方面，通過開發更具韌性的武器裝備，來增加美國對中國的進攻能力，以此進一步強化美國對華戰略威懾力。長期以來，美國以應對反恐戰爭的需要為中心建設美國的國防力量和開發新式武器裝備。這也導致美國的部分武器裝備難以應對大國競爭的需要，加之，中國常規威懾力量的增強降低了美國國防力量的韌性。因此，美國不僅開始圍繞應對大國競爭的需要開發新式武器裝備，而且試圖使新式武器裝備更具韌性，提升生存力的同時，更具殺傷力，以此加強美國的常規威懾力。對此，美國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指出，美國加強對華軍事競爭的一項重要內容正是，將它的“軍事投資從為20世紀衝突而設計的平台轉向射程更遠、更難找到、更容易移動的不對稱系統”。〔22〕
（四）在競爭手段上，構建“韌性聯盟體系”
拜登政府的國家安全韌性建設也影響它的聯盟政策，拜登政府試圖構建“韌性聯盟體系”，以此助力國家安全韌性建設和加強對華競爭。
首先，國家安全韌性建設決定了拜登政府必須加強對聯盟體系的依賴。拜登政府上台後高度重視聯盟體系在美國應對大國競爭中的作用。這也與美國的國家安全韌性建設有關。一方面，由於拜登政府在國家安全韌性建設上投入了大量資源，這勢必意味著拜登政府直接用於對華競爭的資源的減少。由此，拜登政府也就需要盟友來幫助其分擔責任。另一方面，美國國家安全韌性的建設又離不開盟友的助力。近年來，美國國內不斷有觀點呼籲，美國應與志同道合的國家一道加強“集體韌性”（collective resilience）建設。
其次，將韌性作為動員盟友與夥伴國家的重要話語工具，推動韌性叙事進入美國的聯盟體系。前文已述，美國希望加強盟友在韌性建設上的合作。沙利文指出，“現在，建設我們的國內能力是起點。但這種努力超越了我們的邊界。這就引出了我們戰略的第二步：與我們的合作夥伴合作，確保他們也在建設能力、韌性和包容性。”〔23〕與此同時，像美國的北約盟友也高度重視韌性建設。換言之，美國與盟友在韌性建設上有共識。因此，韌性話語業已進入了美國的聯盟體系，成為了大國競爭時代美國聯盟體系叙事的重要組成部分。縱觀拜登政府時期美國與盟友發布的聯合公告，幾乎隨處可見“韌性”、“有韌性的”這兩詞的身影。
最後，圍繞韌性建設構建合作議程，推動聯盟議程的發展。在拜登政府的積極推動下，美國聯盟體系的議程也開始大量涉及韌性建設。總的來看，以韌性議程成為美國聯盟體系新的重要議程為代表的聯盟議程的更新或許也有助於美國聯盟體系的穩定，因為這為美國與盟友找到了新的安全戰略對接點、新的共同利益匯聚點與新的戰略對話溝通點。
基於以上分析可見，隨著中美戰略競爭進入戰略相持階段，正如拜登政府將國家安全韌性建設作為美國的大國競爭方略重要著力點所揭示出的，美國的大國競爭方略也在發生變化。拜登政府的大國競爭方略的核心要義在於，通過國家安全韌性建設等議程盡可能地消除那些讓美國在長期競爭中處於劣勢的不利因素，與此同時，積纍資源、財富與人心等有利因素，從而“勝而後戰”。由此，拜登政府的對華競爭方略具有兩個特徵：一是戰略態勢上積極進取，即積極應對大國競爭；二是戰略節奏上“步步為營”與反對戰略冒進。
結語
冷戰後，美國長期將治國理政的重心放在了對外政策事務上，相對忽視了國家治理。這導致美國國家安全體系存在明顯的內在脆弱性。拜登政府因而將加強美國國家安全韌性建設，解決美國國內問題作為其內外政策的重點議程。與此同時，為了適應大國競爭格局以及複雜多變的國際局勢，中國近年來也在加強國家安全韌性建設。有中國學者認為，國家安全能力應包括國家安全韌性能力。〔24〕儘管中國政府并未明確提出加強國家安全韌性建設，但中國政府圍繞國家安全建設所展現出的相關理念與舉措都有明顯的韌性特徵。理念上，中國政府一直強調以相對安全為追求加強國家安全建設，明確反對絕對安全。同時，中國政府強調補短板、堵漏洞、強弱項、攻克“卡脖子”技術，這些都是在降低中國國家安全體系的脆弱性。舉措上，中國政府已經提出要增強產業韌性和抗衝擊能力、加強應急管理建設等。總之，在中美兩國都主張減少國家安全脆弱性和加強國家安全韌性建設的背景下，圍繞國家安全體系韌性的競爭或將成為中美戰略競爭的新焦點。
*本文是國家社科基金重大專項（22VMG028）的階段性成果。
註釋：
〔1〕巴里·布贊著，閆健、李劍譯：《人、國家與恐懼：後冷戰時代的國際安全研究議程》，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9年版，第114-115頁。
〔2〕張宇燕、馮維江：《新時代國家安全學論綱》，《中國社會科學》2021年第7期，第148頁。
〔3〕同上，第151頁。
〔4〕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ctober 2022, p.6.
〔5〕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May 2010, p.18.
〔6〕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ctober 2022, p.24.
〔7〕〔11〕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ctober 2022, p.14，
〔8〕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22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p.1.
〔9〕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ctober 2022, p.15.
〔10〕"Remarks by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Jake Sullivan on Renewing American Economic Leadership at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White House，April 27, 2023.
〔12〕Joseph Trevithick, "Alarming Navy Intel Slide Warns Of China's 200 Times Greater Shipbuilding Capacity," The War Zone，July 11, 2023，https://www.thedrive.com/the-war-zone/alarming-navy-intel-slide-warns-of-chinas-200-times-greater-shipbuilding-capacity.
〔13〕馮稼時著、齊皓譯：《美國外交的變遷:從冷戰共識到爭議與困惑》，《當代美國評論》2018年第1期，第75頁。
〔14〕Jake Sullivan, "The Sources of American Power: A Foreign Policy for a Changed World," Foreign Affairs，October 24, 2023,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united-states/sources-american-power-biden-jake-sullivan
〔15〕Yan Xuetong, Leadership and the Rise of Great Power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9.
〔16〕Annabelle Timsit, "'Very few' believe U.S. democracy sets a good example, global survey finds," The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2, 2021,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2021/11/02/pew-us-democracy-poll/
〔17〕Joseph R. Biden, Jr., "Why America Must Lead Again: Rescuing U.S. Foreign Policy After Trump," Foreign Affairs, January 23, 2020,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20-01-23/why-america-must-lead-again
〔18〕Michael Mastanduno, David A. Lake, and G. John Ikenberry, “Toward a Realist Theory of State Acti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33, No.4，1989, pp.462-463.
〔19〕余南平、杜志遠：《拜登政府對華政策調整及引發的複合安全困境問題研究》，《太平洋學報》2022年第10期，第29頁。
〔20〕William J. Burns, "The United States Needs a New Foreign Policy," The Atlantic，July 14, 2020, https://www.theatlantic.com/ideas/archive/2020/07/united-states-needs-new-foreign-policy/614110/
〔21〕Jon Bateman, "U.S.-China Technological 'Decoupling': A Strategy and Policy Framework,"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April 25, 2022, p.9.
〔22〕Antony J. Blinken, "The Administration's Approach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U.S. Department of State，May 26, 2022, https://www.state.gov/the-administrations-approach-to-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
〔23〕"Remarks by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Jake Sullivan on Renewing American Economic Leadership at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24〕李文良：《國家安全學基礎理論框架構建研究》，《國際安全研究》2022年第5期。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4年2月號，總第314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