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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革命，特別是AI革命深刻地挑戰高等教育的傳統存在。 |
中評社╱題：AI對未來大學的改變可能是教育本質改變 作者：楊開煌（台灣），銘傳大學永續發展中心主任、兩岸研究中心主任
【摘要】教育一直是精英主義式的存在，此一存在維持和支撐了高等教育的“合理性”。如果說電腦、網際網絡、智能手機等工具的出現，對教育的挑戰，衹是停留在信息傳輸的全面、快速、不失真等層次方面，衹是對人們記憶力的挑戰，從本質上說都是技術性、工具性的挑戰；至於開始於上世紀五十年代、而在新世紀已經日趨成熟、來勢洶洶的“人工智能”科技成就，對教育的挑戰，絕對堪稱是全方位的、本質性、顛覆性的挑戰。人工智能的橫空出世，在某一層面上便是將信息世俗化、通俗化，這就無意間挑戰了大學作為精英教育“合理性”的存在，此一衝擊無疑是巨大的，甚至可能是致命的，已經迫使高等教育面臨不變革就被淘汰的抉擇關頭。
一、前言
人類當今的生活世界正處在以肉眼可及、日有所感的速度驟變的時代，對各行各業而言，討論如何應變，不僅是社會正確而且深受歡迎，因為各行各業都有求變的焦慮，但是世界會如何變？行業應向什麼方向去變？變的速度如何？怎樣的應變才能搶得先機、引領風潮，肯定是百工百業共同關切的課題。而在所有的變動中，信息科技的變化對教育行業的衝擊，最為明顯，最為根本，更準確地說，對高等教育行業的挑戰，已經迫使高等教育面臨不變革就被淘汰的抉擇關頭。
因為高等教育不是普及教育，不承擔每個人的“基礎性”“常識性”認知學習，如認字、言說、社會化等等。而是傳授每個人在爭取有利的社會流動時必要的知識、學識。這一部分教育一直是精英主義式的存在，此一存在維持和支撐了高等教育的“合理性”。①而信息革命，特別是人工智能的橫空出世，在某一層面上便是將信息世俗化、通俗化，這就無意間挑戰了大學作為精英教育“合理性”的存在，此一衝擊無疑是巨大的，甚至可能是致命的；此一變局的未來，兩岸的大學應如何識變、應變，是本文關心的重點。
二、信息傳播載具與工具對教育之影響
（一）“內容載具”：教育被視為所有生物在“代間”有效傳遞並改進生活技能的手段，是以教育作為生物延續其族群的必要手段之一，在動物界的教育基本上衹能也衹是停留在身教示範為主，而人類則除了身教之外，還能將相關知識信息化，透過信息傳播，使得我們可以“無距離”（理論上）、及時性地獲得他人的經驗，以豐富、提升自己的生活。那麼信息的內容、傳播的方式，傳遞的效率，也就深刻地影響到教育。
在遠古時代，信息的傳播依靠的“內容載具”：主要以人的記憶與結繩記事、纍石記數來存儲信息，這可能是人類早期最素樸的信息保留和傳遞的方式，原始社會的人們所關心和必須記存的信息，如生產的結果，可能結繩記事也就足夠，因此教育的內容，可能身教是主要手段，即“做給別人看”為主，結繩記事、纍石記數衹是輔助人類記憶的工具。
其後人類傳播信息的“內容載具”改為以圖畫描繪紀事的方式，載具的改變，促使人們傳播的信息內容變得豐富、翔實，而且後代的人依據人們生存、生活經驗的類比性，可以使得圖畫描繪的信息跨越時空、跨越生存方式來傳遞生活內容，當然，信息的複雜化，必然使得教育的內容也更豐富，身教方式也就顯示出不足。
再發展到了人類開始使用文字作為信息的“內容載具”，其承載的傳播信息，就發生了哥白尼式革命；文字可以大量記載人類發生的具體的事、物、人，也可以將人的抽象思想具體地記錄、表達，相對於以往言說式的口傳、歌謠的方式，則文字具備更固定、更完整、更豐富、更精確地表達的特點，人類傳遞的信息開始與教育分工，先教育而后能讀信息、學信息、作信息並傳信息。
至此，“內容載具”本身的發展已經基本成熟，當然作為信息“內容載具”的語言（言說與文字）本身仍有變化，以中文為例除了文字的書寫有篆、隸、楷、行、草外，讀音、文法、詞彙含意均有變化，不過作為信息載具的功能始終如一。世界各國、各民族的文字亦大致相同。所以，教育的初始任務就是使人們認識各種“內容載具”，並能熟練使用這些“內容載具”所承載的信息，以便更加豐富我們的生活。
（二）“傳輸載具”：信息有了“內容載具”，但是如何被他人所知，這就需要有存儲和傳播的工具，在結繩記事時代，繩結、纍石就兼具了“內容載具”和“工具載具”的功能，而後的人們將圖像畫、刻在石頭、岩壁上，中文最早刻在龜甲、銅器上，其後又以小刀刻寫在竹簡、玉帛之上，“內容載具”和“工具載具”得以分工，而“傳輸載具”作為存儲和傳播的功能就得以彰顯；然而，顯而易見的是上述的“傳輸載具”利於存儲信息，除了竹簡以外，均不利於傳播信息，竹簡亦有數量的困擾；其後秦蒙恬製筆，大大方便了書寫，漢蔡倫造紙便於信息的攜帶，也有利傳播；至此信息的存儲和傳播工具基本定型。宋朝又有了活字印刷的發明，從而加速了信息的複製，更有利於普及式地傳播；也成就教育在人類社會普及式推行的可能性與可行性，但也固定化“以師教生”的教育方式。
從至聖先師孔子開始，就曾言：“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②朱子也說：“但不知來學，則無往教之禮，故苟以禮來，則無不有以教之也。”韓愈說：“古之學者他有師。”而老師的職責，就是韓愈所說的“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③。
傳統的教育不論中外，皆以“教”為主，能教者唯“師”耳。所以歷來學校教育都是以“教學”為主，舉凡教學內容、課程安排，上課地點、時間，時數設計，作息時程，束脩多寡，學習評量等無一不是從“教”的立場出發、思考、安排。
而學習者在上述的信息載具與工具的條件下，一切教育，從“句讀之不知”到“惑之不解”即小學到高等教育層級，也無法擁有學習自主性，所以“學校”在教育行業中是無可替代的主動者，而學習者衹能被動地依教者的安排。
從人類社會的農業時代到工業時代，儘管人類科技、經濟、社會、政治不斷進步、變化，但此種教育原則不曾改變，教育的模式幾乎一直沿用，以至於大多數的人都將人需要教育和需要教育的模式，不自覺地混為一談。
三、信息革命、人工智能與教育
（一）信息革命大家都知道，人類文明就是從農業革命而工業革命，現在進入信息革命的時代，而以往從農業革命而工業革命的“革命”主要是人類的生產方式的革命，而當代的“信息革命”從上述指出的雖然並沒有觸及“內容載具”，但是深刻地改變了“傳輸載具”；從“傳輸載具”的角度來看，自從造紙術和印刷術的發明之後，新的革命性的發明就是電話、電報、廣播和電視及其錄音、錄影技術的出現，信息革命進入一個嶄新的歷史時期，信息的傳播增加了新的渠道，可以通過聲音、影像等多元渠道傳播，這比起文字傳播更容易深入人心，也因此分享了教育在信息傳播上的唯一權威性。
上世紀八十年代個人電腦的使用到九十年代網際網絡使用逐步結合普及，掀起新一世代意義上的信息革命，極大地方便了個人對信息的蒐集、貯存、保管及使用；當然其對教育的衝擊也逐步顯現，然而教育本身也快速與新工具結合，使得電腦、網際網絡也為教學的內容、品質提供服務，其效果也是眾所周知的。
本世紀初智能手機的使用，是信息“工具載具”翻天覆地式的革命，特別是手機性能日益提升，功能日益完善，從原初的通話交流到如今已相當而且超過一部小電腦的功能，智能手機是現代人日常生活的絕對不可或缺的標配。由於智能手機的強大功能，也逐步對傳統典範的教育構成挑戰，首先它相當於提供給學生一套可攜帶式世界百科全書，這對老師的教學內容的絕對正確性構成直接而立即的挑戰；其次它提供給學生不受上課時間約束、隨意性上網學習的可能；其三它提供給學生上網自己選老師的權利。
這就突顯傳統集中式、權威式、學校中心化的學校教育模式已經面臨全新信息工具的挑戰，而且開始崩塌。一如新工具對傳統生產力、生產方式的挑戰一樣，傳統教育也對手機的“挑戰”充滿抗拒與排斥，然而手機作為方便溝通的工具、挑戰知識權威的工具、自主學習的工具，既有其時代的意義，也有其生活的需要。
新冠疫情的出現，無意間催化了網絡教學的需求，在社會嚴格隔離的情況下，網絡講學、網上聽課成為常態，於是智能手機對教育的影響開始顯現，學校、老師和學生不論願否，均須快速適應這種方式，這種老師在家“教”，學生在家“學”，就無形之中，打破了集中在學校上學的模式，換言之，學校作為學習場合的必要性被挑戰了。
（二）人工智能對教育的挑戰：
如果說電腦、網際網絡、智能手機等工具的出現，對教育的挑戰，衹是停留在信息傳輸的全面、快速、不失真等層次方面，衹是對人們記憶力的挑戰，從本質上說都是技術性、工具性的挑戰；至於開始於上世紀五十年代、而在新世紀已經日趨成熟、來勢洶洶的“人工智能”科技成就，對教育的挑戰，絕對堪稱是全方位的、本質性、顛覆性的挑戰。因為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是一種讓計算機能夠模仿人類的感知、認知能力，像人類一樣思考、推理、學習和解決問題，並從經驗中不斷學習和改進的前沿技術。④換言之，人工智能是對人的認知、理解、分析和組織信息能力的全面挑戰；2022年11月美國的OpenAI公司發表了ChatGPT⑤，人工智能聊天機器人程式一夜之間成為互聯網轟動性話題，而不同類型的 AI 工具像雨後春筍一樣出現。其實中國百度的“文心一言”程式，早在2019年，文心一言的基礎模型文心大模型已經在大陸發佈。如今比較成熟後，再於2023年8月31日0時起向社會全面開放，⑥這還是被認定為有特定功能的AI，也被稱為窄AI，⑦如今在各個領域中，特定的AI技術已經獲得廣泛應用，包括自然語言處理、計算機視覺（圖像識別、人臉識別、智能監控）、機器學習（金融風控、醫學診斷、推薦系統）、智能控制（自動駕駛、機器人控制、工業自動化）、智能家居（智能化家居系統）、智能農業（種植和動物飼養機械控制）等等。⑧如此強大而且仍將不斷精進提昇的技術，對教育而言，其挑戰究竟為何？一般而言，比較集中在對學生、對教師兩個向度，個人以為這裡缺少了對學校的向度。本文則從對學生、教師、學校三方面的挑戰加以討論：
首先是學生面向：對學生而言，一是學習方式的徹底革命，教育的主要意義在於學習，而人工智能技術，對學生的學習需求，表現為學習方式可能的徹底革命，以往人類的學習，取決於信息資源多寡、取得信息資源的成本以及對信息的理解能力，如今在人工智能的加持下，衹要相關的基礎建設到位了，信息不再有多寡的問題，而是信息量和真、偽的問題；取得的成本也基本可以略而不計；至於理解能力方面，協助學習正是人工智能的強項，可以從各種程度、各種方法、各種形式、各種語言不厭其詳地“教”。
二是學習自主性得以解放，人工智能的出現與普及可以在真正意義上，提供給學生實現其學習自主權，我學什麼，我怎麼學，我學多久，我向誰學，我何時學，花多少成本去學，學到什麼程度，學習的目的，這一切的一切，理論上都由我決定，任何人干涉不了、勉強不了自己。
三是學習場所與場合的權威性不再，以往的教育常常討論教育資源的公平化問題，因為教育需要固定的場所（學校），“莘莘學子，朗朗書聲”成為我們固化的“學習印象”，然而人工智能本身就可以教，如今的手機、電腦基本上都是生活的必需，衹要有這些設備去下載相關的程式，則隨時隨地都可以學習，任何情況都可以學習，完全不受場地、場合的限制；這種情況十分類似歐洲中世紀的宗教革命，當年馬丁·路德（西元 1483 ~ 1546 年）以日耳曼文翻譯《聖經》，搭配印刷術大量印製，使信徒可握有《聖經》，從而有了直接與上帝溝通的權利和機會，⑨此後以“教堂”為象徵的“教會”被打倒；當然學校不會被打倒，但是“課堂”作為“學習”的權威場所，必然不再具權威性。
在上述的情況下，學生對“學習”這件事，將極大地甚至是全面性地從被動而自動，從被迫“學”而主動安排“學”，特別是中學之後的“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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