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輪巴以衝突的爆發本身也與美國戰略收縮存在密切關聯性。為減少對中東戰略投入，美國推動中東和平進程的能力和意願同時下降，推進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關係正常化，並因此偏袒以色列導致其巴勒斯坦政策發生嚴重倒退，都是新一輪巴以衝突爆發的重要原因。新一輪巴以衝突爆發後，美國事實上是在通過動態增加軍事存在的方式避免美國在中東陷入大規模的戰爭。
但是，美國對以色列全面、露骨的支持和偏袒，又構成了巴以衝突外溢，特別是胡塞武裝、黎巴嫩真主黨、敘利亞和伊拉克什葉派武裝聲援巴勒斯坦，對以色列和美國進行報復性打擊的動因，並使美國面對是否加大對中東戰略投入的挑戰。
紅海危機和胡塞武裝使美國在進退之間面臨艱難抉擇
美國在應對巴以衝突外溢特別是紅海危機的過程中，先是選擇組建聯盟在紅海海上打擊胡塞武裝，但由於盟國響應寥寥和胡塞武裝的非對稱作戰優勢，美國在紅海對胡塞武裝的打擊效果不佳，進而使其通過對也門本土的胡塞武裝目標進行空襲提升打擊力度。但是，即使如此，美國也根本無法實現重創乃至根除胡塞武裝的目標，甚至會激起胡塞武裝更加劇烈的反擊，導致紅海危機進一步升級。
因此，在對胡塞武裝發起空襲後，美國中東戰略收縮和擴張之間的矛盾將更加突出，其基本矛盾是有限空中打擊無法實現遏制胡塞武裝的目標，而持續進行空襲乃至發動地面戰爭，美國又難以承受在中東陷入另一場戰爭的代價。
美國不僅面臨依靠空襲難以遏制胡塞武裝的挑戰，更面臨未來也門局勢及其背後相關力量複雜博弈的挑戰。其內在困境是，短期的、有限的空襲無法遏制胡塞武裝，但長期的空襲乃至地面行動將打破2023年以來也門局勢趨於緩和的局面，導致也門衝突進一步升級，進而導致胡塞武裝與沙特以及也門政府的和解化為泡影，甚至使得去年剛剛平息下來的也門內戰重燃戰火。
長期以來，特別是2011年也門薩利赫政權倒台以來，也門問題既是胡塞武裝與也門政府之間的較量，進而使也門長期陷入分裂和內戰；也是沙特和伊朗之間的博弈，並使沙特自2015年組織阿拉伯聯軍對胡塞武裝進行打擊以來深陷也門危機。因此，拜登政府上台後，出於關注也門的人道主義危機，甚至減少了對沙特的軍售，並對沙特施壓，促其結束也門危機。但也門危機真正出現轉圜是在2023年中國斡旋沙特和伊朗實現復交之後，沙伊復交使胡塞武裝與也門政府和沙特之間的矛盾得到緩和，使也門政治和解出現重大機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