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在希認為，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一系列關於對台工作的重要論述，形成了中國共產黨在新時代解決台灣問題的總體方略，特色鮮明，內涵豐富，集中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把深化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與促進祖國完全統一結合起來；二是把遏制“台獨”分裂勢力和反對外國干涉勢力結合起來；三是把推動中華民族復興與實現祖國完全統一結合起來；四是推動兩岸融合發展，首先把福建建成台胞、台企登陸的第一家園。
北京師範大學中國哲學與文化研究所所長章偉文指出，中華文化和西方文化具有不一樣的特質，西方文化一開始就關注外在的宇宙客觀世界，中華文化則一開始就關注人和人的生命存在，關注人性問題和健全人格的養成，形成了源遠流長的禮樂文明。中華傳統禮樂文化所講的持敬、存誠、涵養、省察，強調人的身心乃為一體，重視調整人的身、心與追求社會和諧等等，這些討論在我們當代來講都有其積極意義。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衛靈認為，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民族團結之本。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要廣泛開展對中華民族的認同教育，提升對中華文化的認同感，增強對祖國的歸屬感。外交學院教授楊闖認為，政治文化是有關國家政治系統的信念、象徵和價值及運作機制的組合。對於兩岸來說，政治文化主要涉及的核心是，在國際社會中，究竟哪個政治實體代表中華民族，哪個政治實體代表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14億中國人的根本利益與發展遠景。台灣輔仁大學教授潘錫堂認為，大陸對台政策有其“硬”的一面，也有其“軟”的一面，即使執行層面再有多“軟”，仍須服從一個中國、反對“台獨”“硬”的一面。大陸訴諸的兩岸交流、融合發展以及完善在大陸的台胞權益，均是為了“反獨促統”的政治性目標。
中央民族大學法學院副院長田飛龍認為，中國文化的和平基因與協和萬邦的普遍秩序理想，新時代“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共存倫理與和平價值，和平共處五項基本原則的“和平國際法”意義，改革開放對和平發展的價值錨定與制度踐行，使中國式現代化具有和平發展的價值內核與實踐理性以及王道規範屬性，能夠制衡鬥爭霸權主義與強權政治。香港平台的WTO法律戰以及國際調解院在香港的創設，充分說明“一國兩制”對和平發展道路與制度體系具有規範支撐意義。中華戰略學會研究員張競認為，在追求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過程中，對於本身文化要具備自信。順利將科技產品吸納至文化實踐與創新傳承過程，才能證明中華文化經得起時代考驗，受得住科技衝擊與外來挑戰，這亦是中華文化得以復興，並且必然復興之重要契機與保證。北京聯合大學教授朱松嶺認為，中華文明的特性決定了它在中國式現代化建設進程中的重要地位，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建設與中國式現代化有著良好的互動關係。中國式現代化必然要求推進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建設，新歷史背景下的文明發展與轉型有利於更好地推進中國式現代化。
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研究員黃昭宇認為，中國式現代化通過借鑒先發國家現代化的經驗、汲取它們的教訓，在繼承的同時又在創新，顯示出超越性，呈現出鮮明的時代特點和中國特色，即全員性、全維度、全面性、全域性。這種時代特點和中國特色的杠杆在於中國式現代化的開放發展。全國台聯研究室原主任陳立謙認為，中國式現代化是人類歷史上前無古人的大變革，賦予中華文化巨大使命與擔當；中國式現代化具有深厚的中華文化底蘊；文化自信自強為中國式現代化提供強大精神力量。北京聯合大學教授李振廣認為，物質基礎是決定台灣問題的關鍵。充分的現代化或高度發展的現代化，不僅把這個國家和民族推向世界政治經濟舞台的巔峰，而且也將使其在解決重大問題方面具有堅實的物質基礎。在中國的國家統一問題上，這一邏輯同樣是有效的。中國現代化程度越高，實現國家統一的基礎就越扎實，實現統一的速度就越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