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11月17日電／到本世紀中葉，把我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是我們的戰略目標，其重要標誌就是實現高質量發展，人均收入達到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實現高質量發展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要求之一，高質量發展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推動高質量發展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基於對先發國家現代化發展規律及許多後發卻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國家的教訓而作出的重大戰略選擇，是避免我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唯重要途徑。實現高質量發展需要供求兩方面支撐，即協同推進供給端高質量發展和需求端高質量發展，實現更高水平的均衡發展。供給質量的高低不僅影響生產環節的效率提升和創新能力的增強，同時也會對消費結構升級產生持續影響，高質量的供給通過提供更多高質量、高品質的產品和服務，促進消費結構升級。需求質量的提高一方面本身就是高質量發展的應有之義，另一方面會倒逼供給質量升級，並與供給質量之間形成互相增益的良性互動關係。當前我國經濟運行發展的主要問題是需求不足，其中最突出的問題是消費需求嚴重不足。本文重點從循環與增長動力變化看擴大消費對推動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戰略意義，運用系統循環原理分析導致我國消費嚴重不足的深層原因，最後提出治本對策。
一、從循環與增長動力變化看未來擴大消費的戰略意義
（一）過去低估了消費對經濟發展的作用
消費是市場經濟最重要的基礎，消費是目的。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體現為總體消費力的顯著增強，國家的富強也是建立在強大的消費需求基礎上的。投資與生產都是手段，其重要性在發展的早中期更顯著。但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消費的地位及能動性將顯著提高。過去對消費的認識，主要是基於供需平衡和生產的主導作用這兩個方面，這可能符合過去的事實，在政策操作上也比較簡便有效，但進入新發展階段，這種傳統認識明顯存在問題。一個顯而易見的現象是，從基於供需平衡和生產主導的角度來認識消費，使消費的重要作用長期被低估。從國民經濟平衡角度看，消費不具有主導作用，始終處於從屬地位。所謂國民經濟總量平衡通常是指總供給與總需求的平衡。實際上，總供給與總需求的平衡是指總的最終供給和總的最終需求之間的平衡，這兩者在短期內通常是不平衡的。在成熟的經濟體中，這種總量平衡相對常見，而在一個快速發展的經濟體內，總的最終供給與總的最終需求並不是平衡的，通常是“非均衡”的。只要實現了經濟持續增長，便認為是總量平衡。經濟運行與宏觀調控實際都體現“非均衡”特點。導致“非均衡”增長或發展的主要原因是投資的作用。投資通常是一個長期性行為，從需求上講，它是中間需求；從供給上講，它必然帶來生產能力的增長。因此，宏觀經濟管理上講的需求管理，實際最關注的是對投資行為的干預，而此時消費總是處於被動和次要的地位，政策很少去刺激消費，但在高通貨膨脹時期，卻不得不去抑制消費。
導致消費被低估的另一個原因源自生產與消費的關係。人們認為生產決定收入與消費，消費是被動變量，特別是在經濟發展的初中期，短缺或供不應求是常態，供給創造需求被認為是經濟學的鐵律，沒必要從宏觀和微觀的角度去重視消費。在生產主導的經濟及投資主導的經濟中，消費不重要，也因此使得消費問題會越積越大，難以解決。特別是在進入到相對高級經濟發展階段時，消費的戰略作用凸顯，這需要從循環和增長動力變化來確定。從循環功能上講，隨著市場化水平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費在國民經濟循環中的作用更為關鍵。消費是暢通國民經濟循環、提高整體經濟效率的決定因素，特別是高質量供給體系的建立要依靠強有力的需求支撐。從新發展階段增長動力轉換來講，消費與投資關係已發生根本變化。投資的重要作用主要體現在優化供給結構上，實現經濟質的有效提升靠投資，而促進經濟增長則只能靠消費擴張。這是與高速增長時期相比最大不同點。
（二）從暢通國民經濟循環上認識消費在新發展階段的戰略作用
循環高效暢通是決定市場化水平與經濟發展水平的重要因素，構建新發展格局、推動高質量發展重要的基礎是實現國民經濟循環暢通無阻。國民經濟循環比國民經濟平衡重要，且循環包含平衡。國民經濟循環既指生產經過分配、流通兩環節，到消費，又回到生產，從而形成一個經濟大循環系統，也指企業、家庭、政府與國外等四部分組成一個相互關聯的大循環系統。它是一個循環運轉的概念，揭示的是各個宏觀經濟變量之間的數量關係和反饋機制。過去我國的宏觀經濟管理比較注重總量平衡，而較少關注國民經濟體系循環。進入新發展階段，為什麼循環會變得更加重要？因為經濟體越大，發展水平越高，循環問題會越突出。比如五十歲以上的人常會出現高血壓、高血脂、高血糖等“三高”問題，其實就是血液循環疾病。循環問題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和規模的擴大而變得更為重要，如果經濟運行的四個重要部門與環節有一個出現了嚴重“梗阻”，經濟運行就會嚴重失衡，甚至出現如貨幣流動性不足、嚴重的需求不足、生產率持續下降等問題。
當前消費不足從供需平衡和循環兩個方面嚴重影響我國經濟運行質量與效率，並導致經濟潛在增長率不斷下降。從物質生產層面，我國絕大多數工業產品已進入產業生命周期的後期，即90%的工業品已達到了產量峰值，且出現了普遍報酬遞減問題。此時的產能過剩不再是周期性的相對過剩，而是絕對過剩。在絕對過剩條件下，常態的供給增長不會帶來實際性的經濟增長，相反會導致更加嚴重的產能過剩問題，從而形成明顯的通貨緊縮壓力。相對而言，國內消費還有巨大的增長潛力，擴大消費成為調節供需平衡或提高潛在增長率的決定因素。但由於在高增長時期長期存在投資過度增長及收入差距擴大問題，導致我國消費率過低、居民消費傾向下降，消費成為供需之間以及國民經濟各部門實現有效循環的巨大梗阻，出現明顯的累積性消費不足問題。根據“木桶效應”，在供給相對穩定且出現絕對的產能過剩時期，潛在增長率取決於短板，消費增長率的提高意味著潛在增長率的上升。因此增加消費，既可以明顯緩解絕對過剩問題，保持物價穩定，同時隨著消費“短板”的拉長，也會遏制潛在增長率的下降，發揮穩增長的關鍵作用。另外，要特別注意的是消費“堵點”的形成。如果主要是由消費能力不足引起的，那麼其真正的“堵點”不是消費本身，而必須從國民經濟的整體循環上去尋找。所以，擴大消費不是簡單的刺激消費問題，而是要消除制約消費增長的內在障礙。
（三）從長期增長動力轉換的角度看擴大消費的戰略作用
步入高質量發展階段，經濟增長動力轉換的規律是，消費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源泉，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顯著下降，投資的重要性則主要體現在增強創新能力和提高經濟增長質量上。
首先，投資與消費的關係已發生歷史性變化，由中等收入水平向發達水平升級時，投資主導型經濟將轉換為消費主導型經濟，這是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投資與消費作為兩個推動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從長期經濟發展進程看，它們的關係一般都要經歷兩次大的歷史轉變。一次是從前現代社會向現代經濟增長階段轉變。在現代經濟增長之前，經濟增長主要靠消費，這是低級的消費主導時代。這一階段基本沒有投資，或公共投資和社會投資都極少，經濟增長主要靠“基本生存需求”驅動，只能維持簡單再生產，且困難重重。進入現代經濟增長階段，低級的消費主導型經濟讓位於投資主導型經濟，資本積累率也就是投資能力決定了經濟增長速度。改革開放以後的30多年高增長主要靠投資，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這段計劃經濟時期也是靠投資，消費只是被動適應，且在短缺經濟條件下供給可以創造需求，即消費的上升也是受投資的驅動。1978—2012年間我國高增長時期，投資年平均拉動GDP增長4.5個百分點，而消費年平均拉動GDP增長6.2個百分點，儘管消費對經濟增長起了主要貢獻，但拉動經濟增長的主動力是投資。而2003—2012年這10年明顯是投資強拉動時期，投資與消費年均分別拉動GDP增長5.6個和5.2個百分點。當經濟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時，投資與消費的關係再次發生重大轉變，即經濟增長模式重回消費主導型，但卻是高水平的消費主導型經濟。投資主導型經濟向消費主導型經濟轉變的根本原因是整體經濟發展效率的顯著提高，經濟增長主要依賴於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和消費擴張帶來的社會福利的普遍提高。“兩個提高”是一種最優組合，投資占比的下降及貢獻率降低，主要是因為投資效率—投資產出率的明顯提高，即“資本的高能化”。相應地，與投資率下降相伴的是消費率的上升，消費才是體現社會福利水平的總成果，是經濟發展水平的根本表現形式。
其次，根據投資與消費關係的重大變化規律，我國消費尚有巨大的增長空間，是高質量發展階段經濟保持穩定增長的主要動力。估計未來30年消費與投資兩者不同的增長潛力，主要是根據現代化一般規律——人均GDP達到高水平後經濟結構趨同的原理倒推。經濟發達水平的投資率一般在20%左右，即以最小的投資規模或一定量最高能的資本創造最大的經濟福利（消費率最大化）。1970—2015年間，歐美發達國家各國投資率都趨同於20%左右（見表1），即人均GDP達到6萬美元時。人均資本形成總額為1.2萬美元左右。按照黨的十九大確定的分兩步走戰略部署，我國人均GDP差不多在兩個15年間都要翻一番，屆時人均GDP按現價差不多也達到6萬美元左右，那麼，2050年前後，我國人均資本形成總額估計為1.2萬美元左右，而人均消費量（指最終消費）則達4.8萬美元左右。而2022年我國人均資本形成總額和人均最終消費分別為4.54萬和3.60萬人民幣，折合現價美元為6757美元和5349美元。由此測算，我國資本與消費的年均增長潛力分別為2.3%和7.3%。或者從增長的總空間來講，未來不到30年，我國消費有6倍的增長空間，而投資僅有1.2倍的增長空間。
總之，無論是從增長動力轉換規律與增長潛力看，還是從解決短期經濟運行問題看，消費對高質量發展的作用越來越具有戰略性，是未來30年經濟增長的主動力，是提高經濟增長質量與人民生活品質的“大關鍵”。
二、當前我國消費不足問題及原因剖析
（一）當前我國消費不足的主要表現
1.消費率明顯偏低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消費率的變化可大致分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1978—2003年，其特點是消費率常態化偏低，但持續20多年保持相對穩定。最高的消費率出現在1983年，為67.3%，最低消費率出現在1993年和1994年，兩年消費率均為58.5%。這一階段在經濟上的典型特徵是輕紡工業進入高速增長階段，這與短缺經濟特徵結合，導致高投資高增長必然帶來高消費。這25年的平均消費率為62.7%，與典型發達國家和有代表性中等收入國家相比，消費率均偏低15個百分點左右。第二階段是2003—2010年，這一階段消費率大幅下降，處於嚴重偏低狀態。由於我國經濟進入重化工業高速增長階段，資本密集型的特徵顯著地提高了儲蓄率和投資率，從而導致我國消費率進一步下降。這一階段最高的消費率是改革開放以來第三輪周期啟動的第二年，即2003年，當年消費率為58.1%，比上一期的最後一年下降3.1個百分點，到2004年再下降2.7個百分點，兩年形成斷崖式下跌，直到2010年降至歷史最低點49.3%。此階段持續時間達10年，平均消費率為52.2%，比上一期低10.3個百分點，由此導致我國消費率在此階段比主要發達國家和重要發展中國家偏低25個百分點左右（根據表2、表3的比較）。第三階段，也即人均GDP達到中等收入國家水平後，消費率開始回升，但爬升極為緩慢，進而成為經濟全面轉型升級的重大需求障礙。邁過中等收入門檻後，特別是人均GDP達到1.2萬美元後，我國消費需求本應進入30年高速增長期後的補償期，消費率回升符合經濟發展的內在規律。這十年我國平均消費率為54.1%，僅比嚴重偏低階段提升1.9個百分點，與主要發達國家和典型同水平的發展中國家相比，消費率偏差仍然在20個百分點以上。
2.消費增長率明顯偏低
當前消費增長率衹有未來潛在增長率的一半。消費增長率大幅放慢是當前消費不足問題的主要表現，也是當經濟發展水平明顯提高時消費率依然嚴重偏低的直接原因。在高速增長時期，我國消費在投資高增長的驅動下也保持了快速增長態勢，消費率的下降主要是由儲蓄率與投資率過高引起的。真正的消費不足問題在2017年以後顯現，特別是在新冠疫情連續三年巨大衝擊後的當前。2000—2016年，我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實際年增長率都保持在9%以上，2017年以後開始不斷下滑，2019年降至5.9%的最低值，同期最終消費的實際年增長率也呈同樣的變化。實際消費增長率下降的拐點在2017年，到2019年兩個口徑的實際消費增長率都降至6%這一偏低水平。與上文估計的未來長期潛在消費增長率相比仍偏低。新冠疫情的爆發使消費增長潛力受到了更大的抑制，兩者的結合（前期的“拐點”變化和疫情造成的“傷疤效應”），使得我國當前消費不足問題異常突出。從月度同比增長走勢來看，今年上半年我國消費需求恢復是明顯的。前兩個月、3月、4月、5月和6月，全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分別增長3.5%、10.6%、18.4%、12.7%和3.1%。疫情連續三年的衝擊，引發月度消費同比增長劇烈波動，看實際消費恢復狀態或消費不足，必須看四年的月平均增長率，同時與前三年的平均值進行比較。今年上半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8.2%，但如果看四個平均值，這一恢復遠達不到預期。兩年平均僅為3.6%，四年平均增長3.9%，比疫情前三年（2017—2019）平均值7.7%低3.8個百分點，四年平均的恢復程度為51.4%（見表4）。也就是說，如果把疫情前三年的平均值作為現階段的消費增長潛力的話，那麼目前我國消費增長僅恢復了近一半，還有一半沒有恢復。將社會消費零售總額的名義增速恢復到7%以上，無論是對解決經濟運行面臨嚴重的供大於求、通貨緊縮壓力增大，還是房地產市場出現重大的階段性變化且風險集中釋放的問題，抑或是加快建成強大的內需體系以支撐高質量發展和中國式現代化目標的實現，都是至關重要的。
3.消費貢獻率依然明顯偏低
我國消費貢獻率變化有規律可循。一是周期波動特徵明顯。在經濟周期的繁榮階段，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出現明顯下降，相應的投資的貢獻率明顯上升。相反，在經濟周期的調整期，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上升，而相應的投資貢獻率下降，這也說明消費對經濟發展的基礎性作用明顯。二是呈長期階段性變化。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變化大致經過兩個大階段。第一階段，從1978年至2010年，經濟發展的基本特徵是投資主導。在這期間，消費貢獻率的波動很大，主要是按周期的規律波動。其中消費貢獻率出現過三次低迷期，貢獻率都降至50%以下，第一次是1987—1988年出現第一次高通貨膨脹時，第二次（1989—2002）和第三次（2003—2010）都是由於投資過熱。第三次與前兩次不同點在於，由於這一時期的重化工業化特徵，投資驅動處於最強期，致使投資的貢獻率超過了消費的貢獻率，這也是導致這一階段我國消費率嚴重下滑的根本原因。第二階段，自2011年開始，我國消費的貢獻率開始走出“低谷”，但回升緩慢，與需求動能轉換的需要相比仍顯不足。一方面，消費率上升始終難以達到“常態值”，即恢復到1978—1990年間的平均水平。1978—1990年這13年平均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66.7%，而2011—2019年消費的平均貢獻率為60.1%，相比低了6.6個百分點。另一方面，根據發達國家經驗，從長期看，我國消費的貢獻率與消費率會最終趨同，即都達到80%左右。也就是說，我國消費貢獻率與未來潛力相比，偏低20個百分點左右。提升消費貢獻率和消費率也就是釋放巨大的消費潛能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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