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巨大的消費潛力被抑制的深層原因
消費“三率”明顯偏低的直接原因是居民消費傾向繼續下降，未出現實質性“拐點”變化。我國消費率和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都明顯出現一種階段性“拐點”變化，即在整個高速增長期一路下滑，到2010年見底，然後轉向回升，呈現一種弱V型回升態勢。值得注意的是，消費率和消費貢獻率的回升，到2015—2019年間又明顯受阻，止步不前。即消費率從49.3%回升至55%後受阻，在55%—56%之間徘徊了4年，然後在三年新冠疫情的衝擊下又明顯回落；幾乎同步，消費的貢獻率在達到2015年近20多年的最高點後也逐步回落。根據筆者的前期研究，其直接原因是居民消費傾向未出現實質性“拐點”變化，從平均消費傾向和邊際消費傾向看均是如此。除去過去三年受疫情衝擊的數據，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全體居民平均消費傾向最低點出現在2012年，為69.6%，與美國的長期平均值相比偏低約20個百分點左右；相對應的邊際消費傾向也降至0.6左右，偏低10~15百分點左右。2013—2016年間，我國居民的平均消費傾向和邊際消費傾向都出現了回升，平均消費傾向和邊際消費傾向回升的最高點都是2014年，分別為72.2%和82.9%。特別是2017年後，我國居民的平均消費傾向和邊際消費傾向再次出現了持續下降，到了2019年全體居民平均消費傾向幾乎又回到了2012的最低點。加之在三年疫情的強衝擊下，居民平均消費傾向和邊際消費傾向進一步下降。這表明，當前階段，無論我國經濟增長是低是高，在經濟總支出中，用於消費的比重卻越來越低，反映在經濟增長上則是消費的增速與潛在消費增長率的差距在擴大，這是導致我國經濟下行壓力進一步增大、疫情後恢復達不到預期的最直接原因。
居民消費傾向“拐點”遲遲無法形成的根本原因是經濟發展遇到了強的分配端障礙。
第一，收入分配差距擴大是導致居民消費傾向持續下降進而使得當前消費不足問題突出的主因。居民平均消費傾向或邊際消費傾向是高、中、低收入群體消費傾向的加權平均值。平均消費傾向的下降一般主要是由高收入消費傾向嚴重偏低引起的。因為收入水平越高，消費傾向就越低。如果在平均收入相對穩定時，收入增長嚴重偏向於高收入群體，則因高收入群體消費傾向的明顯降低而導致總體平均消費傾向的下滑。由於2013年國家統計局已經沒有了五等分的消費支出數據，近十年來五等分收入群體的消費傾向變化情況不明。但還是有一些其他指標可以揭示我國居民收入差距持續偏大、收入分配結構不合理，是導致我國居民消費傾向長期無法實現“拐點”變化的根本原因。
一是基尼系數長期偏高。2003年我國基尼系數達到0.479，屬於居民收入差距偏大的水平，2008年基尼系數上升到0.491的最高位，之後儘管有所回落，但始終處於高臨界值。二是勞動者報酬在國民總收入中的占比偏低。國家統計局資金流量表統計顯示，2021年我國勞動者報酬占GDP比重為51.73%，這裡勞動者報酬包括個體工商戶的收入和非企業股權收益等，因而與世界銀行統計不可比，扣除這部分後也衹有4成多。因此，我國勞動者報酬占比與發達國家相比偏低10個百分點以上。三是居民收入在國民總收入的占比偏低。根據歷年《中國統計年鑒》資金流量表數據，1992年以來，我國初次分配明顯在持續向企業部門傾斜，而二次分配則向政府傾斜，居民收入分配占比長期相對不足，且二次分配的直接調節功能明顯偏弱。
第二，財富差距顯著擴大和嚴重的房地產泡沫問題等共同作用，對消費增長形成巨大的累積性“擠出效應”，這是導致居民消費傾向難以回升、消費率上升明顯受阻的另一個分配端重要原因。許多研究成果顯示，我國的財富差距遠大於收入分配差距，財富分配差距的擴大通過提高儲蓄率和投資率來強化資本的地位，提高資本收益率，再加上資本與權力的結合，必然會導致更大的收入不公問題。誠然，在實體經濟發展中，資本收益率的提高帶來的資本與勞動分配差距的擴大具有較大的合理性，但來自於財富增長過程的資本食利化而引起的財富與收入差距的擴大則明顯屬於嚴重的收入不公問題。資本食利化問題最突出的表現是房地產泡沫化問題，對消費的影響分短期和長期兩方面，短期通過財富效應對消費有一定的促進作用，長期則會對消費產生明顯的累積性抑制效應。
研究發現，2015—2018年間，居民收入增長速度與GDP增速呈明顯的同步放慢趨勢，但最終消費支出實際增長則一直保持在8%以上，即實際收入增速持續下降而消費增長卻保持穩定。導致這種“逆規律”的原因衹有一個，過度的住房支出在對總消費產生明顯“擠出效應”的同時，特別是在房價泡沫化嚴重階段，又會產生“加強效應”，但最後會累積產生更大的“擠出效應”。消費不足主要反映為居民消費傾向的下降，2013—2016年間居民消費傾向的回升，主要是房地產泡沫化加重而產生的“財富效應”，房地產的超強繁榮不僅會直接拉動更多的住房裝修或家居消費，而且還因財富增值而增加對汽車等耐用消費品及旅遊等服務的消費。這正是在2015—2018年看到的情況，住房市場的超強繁榮對平均消費傾向及消費率的嚴重偏低形成一種短期“上拉效應”，即最終消費支出實際增速持續4年比全體居民實際可支配收入增速高1.1~2.1個百分點，但當房地產繁榮結束後，便形成更大的下降力，導致居民消費傾向再次明顯下降。
房地產泡沫對消費所形成的累積性“擠出效應”，還可以做更深入也更有說服力的分析。結果表明，我國越發達的地區，邊際消費傾向越低，從國際比較來講，這是不正常的現象，至少我國的發達地區在近階段不應該出現這一現象。在2017—2019年間，我國平均邊際消費傾向嚴重偏低的地區都是在發達地區或比較發達地區，在這期間，平均邊際消費傾向降到0.5以下的有4個，分別是北京（0.50）、江蘇（0.49）、遼寧（0.41）和內蒙古（0.42），而2014—2016年間則無。在發達地區中，邊際消費傾向較高的是廣東、福建和浙江，2017—2019年間平均值分別為0.62、0.63、0.57，但這與全國平均水平相比也是偏低的。也就是說，主要發達地區，嚴重的房地產泡沫化對當地消費增長已形成了較強的累積性“擠出效應”，許多年輕人買房過多地透支了收入和儲蓄，導致消費能力的明顯下降。
第三，就業結構問題也是導致居民消費傾向遲遲難以止跌回升的一個重要原因。決定居民平均消費傾向和邊際消費傾向高低的主要決定因素是中等收入群體的占比。提高中等收入群體比重的一個重要途徑是就業升級，在社會處於較充分就業的情況下，就業高端化以及高端就業占比的不斷提高明顯有利於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與比重，從而促進收入的均等化，進而提高居民消費傾向。
隨著我國經濟規模的擴大和發展水平的提高，我國總量就業壓力明顯緩和，但結構性就業問題異常突出，主要是大學生失業率問題異常突出。如疫情爆發前我國的大學生失業率就接近10%，受疫情三年的衝擊，大學生失業率不斷上升，今年4月份以來連續突破20%。大學生的高失業率不僅意味著大量人力資本未充分有效利用，造成資源浪費與經濟效率的損失，而且從國民經濟循環角度看，則形成了明顯的來自生產端的分配障礙，即生產活動創造不了足夠多的高端就業崗位，從而明顯抑制了中等收入群體的增加。從生產端與分配端的矛盾看，生產結構在不斷高端化，而就業結構卻呈現低端化，在經濟結構上的表現就是就業結構升級嚴重滯後於產業結構升級，這是導致大學生失業率過高的根本原因。統計數據顯示，我國六大高端製造業和三大高端服務業過去9年就業增長緩慢，占比呈下降態勢。特別是六大高端製造業就業9年間減少了157.37萬人，引人注目。與之形成對比的是，高端就業崗位的嚴重不足，主要是由於高端產業鏈條太短，如我國重要的產業鏈在研發環節普遍存在就業規模過小、分散等問題，同時，相關聯的高端服務業發展也明顯不足。2011—2020年間，金融、房地產、租賃和商務服務業這三類就業技術含量不高的服務業，其就業增量貢獻大、占比上升快。2011年這三類產業單位就業總數為1040.49萬人，到2020年則猛升至2027.97萬人，增加了近1倍，相應地，就業占比由7.22%上升到11.90%，9年間對新增就業的貢獻率達到了37.61%。最近兩年房地產調整趨勢的形成，則使就業“雙端受壓”。
第四，當前居民消費的嚴重不足還與消費環境不完善有較大的關係，即不敢消費和不願消費。隨著我國社會保障制度加快轉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新社會保障制度開始加快建設，社會保障的總體水平在不斷提高，對消費的穩定增長起了一定的支撐作用。但由於總體保障水平還不高，且城鄉保障水平的差距明顯偏大，特別是面臨“三高問題”（房價高、就醫成本高、教育成本高等），使人們在經濟發展水平與穩定性都顯著提高的情況下仍然“不敢消費”。這也是居民消費傾向長期偏低的重要影響因素。因此，通過提高居民消費傾向來擴大消費，還要從完善重要的二次分配機制即加強民生保障這一重要環節入手，這實際也是分配端的解決方案。
另外，現階段我國消費不足問題的產生也與消費的“軟硬”環境建設滯後有較大的關係，如果總體消費環境不好，便會出現“不願消費”問題。從硬環境來講，通常比較重視建設與生產配套的公共設施，而比較忽視建設與消費配套的基礎設施。也就是說，消費基礎設施建設多交給民營企業，而政府在規劃和建設上多處於“被動狀態”，從而導致居民生活配套設施供給相對不足，特別是居民消費的時空便利化水平明顯偏低。另外，解決消費“願不願”的問題，還有許多“軟環境”建設的“課”要補，主要是社會信用水平長期偏低。如今年“五一”期間，消費熱鬧而消費水平卻在降級，這與旅遊業相關的環節亂漲價（不少酒店住宿價格翻了幾倍）有關。同時，在商家的產品、服務及各類投資活動中，假冒偽劣現象也比較嚴重。
總之，消費不足問題產生的原因主要是分配端的問題。解決消費問題，必須從分配端入手，下決心著力深化分配改革是“大關鍵”。
三、擴大消費的根本之策是深化分配端改革
（一）擴大消費需要新思路和新的政策框架
要解決認識問題，在戰略上和政策上都要突出擴大消費的關鍵作用。從新發展階段的長期動力變化看，消費和投資對經濟增長與經濟發展質量提升的作用不同。消費是穩增長的關鍵，在新的大國競爭環境中，特別是要始終在中美長期戰略競爭中保持主動權，必須依靠強大的內需這一最重要的資源，發揮超大規模市場優勢的戰略作用。即消費對我國經濟由大變強將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也是我國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方面，同時還對有效化解美國對我國的長期戰略遏制政策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衹有消費強，國家才能真正的強，消費強一方面反映了我國居民生活水平高，另一方面則對強大產業競爭力的形成起重要支撐作用。
所以，筆者建議在強國建設中要加上消費強國建設，同時，要提高消費的戰略功能定位，將消費對經濟的作用由“基礎作用”提升為“主導作用”。同時，要認識到消費不足問題的長期化，是我國實現高質量發展的最大障礙與風險，穩增長不是“救房市、救股市、救匯市”的問題，而是從短期和長期都要把政策的著力點放在擴大消費上，徹底改變依賴投資、依賴房地產來穩增長的傳統政策思路。也因此，對去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的“要把恢復和擴大消費放在優先位置”的認識，不能將其理解為短期的權宜之計，而應該理解為我國宏觀調控重點的長期深遠變化。
擴大消費必須從國民經濟循環整體的重要鏈環中找到突破口，深化分配體制改革正是這一關鍵突破口。當前我國消費不足問題的顯現，實則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我國目前的消費不足問題主要表現為收入分配—消費、生產—收入分配兩個子循環不暢，其根本原因是收入分配結構不合理、分配制度存在嚴重不公以及產業高端化發展模式不合理等導致居民消費傾向向上回升的“拐點”無法形成。因此，“解鈴還需系鈴人”，衹有深化分配體制改革，才能降低儲蓄率、提高消費率，促進居民消費傾向顯著回升，從根本上解決消費不足問題。釋放巨大的消費潛力的過程，也是促進共同富裕的過程。
當務之急是要認清“分好蛋糕比做蛋糕更重要也更緊迫”，深化分配體制改革到了“非改不可”的關鍵時刻。當前，分配激勵機制明顯衰減、分配結構的不合理和分配不公對整體發展激勵形成強大的負反饋阻力，導致總激勵機制衰減，是制約高質量發展特別是抑制潛力巨大的消費需求的主要障礙。深化分配體制改革、優化分配結構是繞不過、躲不過的“坎”，要高度重視、敢於碰硬。且要深刻認識到，現階段如果不著力深化分配體制改革，許多發展問題及制度現代化問題都無法解決。要認識到分配差距擴大之後會自動縮小的所謂“庫茲涅茨”倒U型曲線在實踐上總是難以成立的，實際上沒有強有力的外力干預，收入分配差距只會越來越大，而不會收斂。
就短期宏觀經濟政策來講，在穩增長中處理好投資與消費的關係至關重要。在常態發展期，“消費不足投資補”的思路和政策慣性，只能使消費不足問題“治標不治本”，巨大的消費潛力依然會被明顯壓抑，並可能出現消費不足問題的累積性擴大，進而加劇宏觀經濟供需失衡。在危機狀態下，為了抵消外部衝擊的過大影響，採取“消費不足投資補”的辦法，是“救急”和爭取時間的有效辦法。投資確實有增加就業和增加消費的效應，但隨著經濟水平的提高，特別是資本高能化發展，這種效應呈長期的遞減性。在這種情況下，增加一般性投資所產生的產能擴張效應會明顯大於收入和消費的增加效應，結果不僅會延緩投資與消費之間的動能切換，而且會造成更大的供大於求問題。而通過深化分配體制改革來優化收入分配結構，不僅會產生更大的總激勵效應，而且能顯著提高潛在經濟增長率，有效化解各種經濟失衡問題。因此，在短期穩增長中，要著力處理好投資與消費的關係，努力實現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
（二）建議實施以深化分配體制改革為主的一攬子擴大消費的方案
盡快制定和實施“一增一減”的稅制結構改革。擴大消費關鍵的是要提高居民消費傾向、提高消費率。改革的重點就是深化二次分配改革，提高高收入群體稅負，縮小居民收入與財富差距，降低總體儲蓄率。深化二次分配改革，就是要落實黨的二十大提出的“一完善兩規範”要求，提高直接稅比重，強化稅制的累進性，建立公平完善的個人所得稅和財產稅制度。這就是所謂的“一增”。一方面，要改革和完善個人所得稅制度，改變其“工薪稅”的特徵，使其能夠覆蓋所有的高收入人群，達到調節高收入的目的。另一方面，要加快房地產稅和遺產稅的立法，合理設計和實施房地產稅、遺產稅方案，堅決抑制財富分配的兩極分化。
當前提高高收入群體稅負，將會對我國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產生兩大積極效應，一是可以產生巨大的消費促進效應，即通過提高居民消費傾向和增加二次分配能力來促進消費增長；二是激發企業的生產和創新的積極性，即將增加的稅收用於給企業“減稅”——永久性的大幅降低間接稅稅負，從而促進企業效益改善和生產率提高。消費促進效應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通過明顯增加高收入群體的稅負，可直接降低社會總儲蓄率，明顯增加公共福利資金，促進消費率的提高和居民消費傾向的明顯回升；二是增加地方財源，逐步代替地方“土地財政”，從而減少對投資與房地產的依賴，進而通過降低投資率來提高消費率。提高高收入群體稅負為另一邊實施“減稅”改革提供重要條件，增加直接稅可以優化稅制結構，降低或取消間接稅同樣可以優化稅制結構。特別重要的是，實施“一增一減”的稅制改革，在有效調節一次分配差距過大、增強二次分配功能的同時，還可以明顯提高一次分配的效率與公平性。
堅決淘汰落後產能、處置僵屍企業，減少低效投資，提高資本要素效能，逐步降低投資率，增加可用於擴大消費的資源或能力。導致我國投資率過高、消費率明顯偏低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資本的效能偏低，反映為投資效果系數嚴重偏低，目前僅為2.3，而發達國家平均在5左右。高效的投資和高能的資本是提高消費購買力的重要條件。如投資效率的提高，可以降低企業的積累率，增加職工工資。優化國民經濟的支出結構，也是分配改革，重在提高生產與投資效率，將更多的資源用於消費。
首先，當務之急是減少生產過剩行業的投資，加快淘汰落後產能的步伐。就工業來講，我國絕大多數工業品產量已經過了產品生命周期的峰值，繼續增加一般性的投資只會導致更大的生產過剩、物價下跌。政府與行業協會要從立法、政策及大數據信息等方面來引導企業減投資去產能，優化投資結構，把企業投資發展的重點集中在盤活存量資本、增加技術創新投入上。
其次，處置僵屍企業是經濟進入深度調整期的一個重點，也是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推進高質量發展的一個關鍵點——解決存量資本“堵塞”問題。處置僵屍企業要與化解當前金融債務風險有機結合，系統設計、綜合施策。中央政府設立跨部門領導小組，並成立專門的處置機構，制定包括欠稅及滯納金豁免、“僵屍企業”不良貸款專門核銷和獨立考核、統借統還債務拆分處置、設立職工安置救助金等一攬子的激勵政策。對於產能落後、不符合產業結構調整方向的僵屍企業，應當機立斷停止“輸血”，將更多的社會資源投向新興產業和創新領域。
加快完善社會保障功能，使人們減少後顧之憂敢消費。完善和發達的社會保障體系是人民生活的安全網和社會的穩定器，健全社會保障體系可以顯著提高人們對未來的樂觀預期，促進居民消費傾向上升。要積極擴大社會保險覆蓋面，健全基本養老、基本醫療保障籌資和待遇調整機制，特別是要大幅度地提高基本養老金水平，縮小城鄉差距，加快推動基本醫療保障、失業保險、工傷保險省級統籌。要著力完善基本養老全國統籌制度，發展多層次、多支柱養老保障體系。同時，要加快促進多層次醫療保障有序銜接，完善大病保險、醫療救助制度，健全分層分類的社會救助體系，建立生育支持政策體系，降低生育、養育和教育成本。
做深做實高端產業鏈，提高高端產業就業比重，是提高中等收入群體比重、增加消費能力的重要途徑。一是推進產業智能化、低碳化、融合化，在重要產業鏈加快實施延鏈、補鏈、升鏈、建新鏈等四鏈工程，提高高端、高水平就業的專業化和縱向一體化水平，在解決許多重點產業關鍵核心技術受制於人的同時，創造更多的高端就業崗位，從而有力緩解大學生就業壓力。二是要發揮新技術、新模式在促進產業轉型升級中的重要作用，促進傳統產業明顯提升就業質量。既要鼓勵數字化技術和工具支持中小微企業轉型升級，又要促進新型就業業態的快速發展。三是在產業升級和就業結構升級上，要做足“深度融合”這篇大文章。增加就業機會，重在不斷完善創業創新發展環境，打通教育、科技、人才與創新和產業升級的關聯，使就業高級化與教育、科技等發展實現深度交融、相互促進。特別是要著力建立有利於全面創新的基礎性制度，使教育、科技、人才與創新有機結合，推動創新鏈、產業鏈、資金鏈、人才鏈的深度融合，形成“科技-產業-金融”良性循環促進機制，使就業在深度融合中不斷高級化和充分化。
提高公共服務的質量與效率，重點是增強公共服務的均衡性和可及性，做到既減負又提質，既提高居民公共消費支出水平，又增加公共消費外的其他消費能力。增強公共服務的均衡性就是要讓各類公共服務質量結構優化，增加“良”的比重，形成“中間大兩頭小”的合理結構。即要著力改善教育、醫療、住房等公共服務領域，以“擴中提質”來增加公共服務的均衡性。同時，建立合理的收費機制，以提高公共服務“性價比”來增加可及性。在教育上，要加快義務教育優質均衡發展和城鄉一體化，優化區域教育資源配置，強化學前教育、特殊教育普惠發展，促進職普融通、產教融合、科教融匯等。在醫療上，要進一步深化醫療衛生體制改革，促進醫保、醫療、醫藥協同發展和治理，促進優質醫療資源擴容和區域均衡布局，發展壯大醫療衛生隊伍，把工作重點放在農村和社區。在住房上，要促進住房價格理性回歸，重點是大幅降低大城市中年輕人購房和租房負擔，提高住房質量。在就業上，要進一步強化就業優先政策，促進高質量充分就業，破除妨礙勞動力、人才流動的體制和政策弊端，消除影響平等就業的不合理限制和就業歧視，加強就業培訓與公共服務，完善勞動者權益保障制度，加強靈活就業和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保障。
優化消費環境，提高居民消費“時空便利化”水平。首先，要做好長期性的城市更新規劃，加強生活基礎設施的配套建設，把振興街道經濟放在城市更新規劃的核心地位。要在規整規範街道景觀的基礎上著力提高街道服務功能的多樣化，提高集聚效率。科學編制商業網點規劃，嚴格社區商業網點用途監管，鼓勵增加24小時便利店及各種便民店，對其採取更加優惠的稅收政策和租房補貼政策。其次，要從長計議、下大氣力解決街道停車問題，使城市街道更有利於步行、休閑。建議通過舊城改造、城市空間優化，有計劃大量建設停車樓、停車場，著力解決街道亂停車問題。再次，制定保護傳統商業特別是小商業的法律法規，擴大中小商業的生存空間。對書店、小型公益性博物館等文化服務業發展提供租房補貼。對街道攤販實行更為寬鬆開放的政策。最後，大力發展具有各地文化特色和創新創意內涵豐富的“夜經濟”及其他消費新模式，建設更多的規模適中的具有綜合消費休閑娛樂功能的主題文化生活廣場。
來源：行政管理改革 作者：王小廣（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教研部教授）、梁雅楠（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教研部博士研究生）、張晏瑋（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教研部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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