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內尚有產業承接空間的分工條件下，避免產業出現過早或過快向國外轉移，是產業實現有序轉移的關鍵所在
文章認為，大規模產業升級帶來的直接經濟影響，就是與之伴生的產業跨區域轉移。雖然從世界經濟發展的歷史邏輯看，產業跨國境轉移似乎是產業邁向高級化的一般規律。但從空間維度看，中國區域間發展不平衡，國內具有承接產業大規模轉移的廣闊空間。因此，在國內尚有產業承接空間的分工條件下，避免產業出現過早和過快向國外轉移，是產業實現有序轉移的關鍵所在。
要素存在區域梯度結構是產業轉出和承接產業轉移的核心邏輯。產業轉移本質是市場分工體系在區域間的重構，而區域分工體系重構則取決於不同區域之間是否存在要素梯度結構，它決定了產業將“轉向何處”以及區域能否“承接起來”。若兩個區域之間不存在明顯的要素梯度結構，則產業轉移不會出現在這兩個區域。過去，中國之所以能積極承接國際產業轉移，其深層次經濟邏輯就在於中國與發達國家存在顯著的要素梯度結構。當前，中國產業更多向國內其他區域轉移還是向國外轉移，取決於中國區域間的要素梯度結構是否能夠提供充足的容納產業承接空間。需要指出的是，這裡強調的要素梯度結構，既要考慮要素本身的經濟成本，也要考慮利用要素的制度成本。
要素本身的經濟成本高低為產業跨區域轉移提供基礎。從要素本身的經濟成本來看，中國的省域內和省際間都存在承接產業轉移的差異化要素支撐條件，為產業在國內實現有序轉移提供了基礎。數據顯示，2022年中國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與最低省份差距高達56337元，差距約為3.4倍，而同省域內各地市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最高的省份也達到了3.3倍。這意味著，國內不同區域支持產業“騰挪轉移”的空間仍然寬廣。但與此同時，由於過去要素市場存在地區分割現象，地方在吸引本轄區之外生產要素時，也容易對本轄區要素流出進行政策性限制，要素跨區域流動仍然制約著產業跨區域轉移。因此，構建新發展格局、形成全國統一大市場，必須打破地方保護和市場分割，用好區域要素梯度結構，促進要素資源在更大範圍內暢通流動，衹有這樣，才能保障產業在國內實現有序轉移。
利用要素的制度成本高低決定了產業轉移的區位選擇。差異化的要素經濟成本只是承接產業轉移的基礎，但它並不會自然轉化為承接產業轉移的優勢。回溯歷史，改革開放前中國的勞動力成本更低，但那時的低成本勞動力並沒有轉換為承接國際產業轉移的優勢，關鍵原因就在於當時計劃經濟的制度成本更高，高到無法動員各種低成本要素進入世界產業分工體系。改革開放以後，中國開始嵌入全球產業分工體系，從加工貿易企業選址及其跨區域擴張的路徑來看，也往往是從勞動力成本較高的珠三角開始設廠，然後才逐步擴張到勞動力成本更低的中西部地區。這一微觀路徑反映出，低成本勞動力只是產業發生轉移的一個基礎條件。相對於要素本身的經濟成本來說，制度成本對產業轉移區位選擇的影響可能更具有決定性意義。在這樣的邏輯下，要有序承接好國內產業轉移，承接地必須從根本上解決好“要素成本便宜但制度成本貴”的普遍性問題。特別是當前，中國的產業轉移還面臨著與低成本勞動力國家的激烈競爭，唯有在更大程度上降低利用要素的制度成本，通過破除隱性門檻降低市場准入成本，通過規範涉企收費減輕企業經營負擔，通過優化涉企服務降低行政辦事成本，通過強化公平競爭保護各方合法權益，通過規範行政權力穩定未來政策預期，才能幫助企業抵消不斷上漲的要素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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