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議提出“建立防範化解地方債務風險長效機制，建立同高質量發展相適應的政府債務管理機制，優化中央和地方政府債務結構”，明顯不同於2017年會議的“各級地方黨委和政府要樹立正確政績觀，嚴控地方政府債務增量，終身問責，倒查責任”。
2017年所處的經濟環境和政策背景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地方政府債務尤其是隱性債務導致宏觀杠杆率大幅攀升，為避免杠杆過快上升產生金融風險，抓住地方政府這一行為主體來嚴控債務和金融風險，側重結果導向。
今年的中央金融工作會議所處的宏觀和政策環境是疫後經濟恢復期，在宏觀稅負下行、經濟社會風險財政化驅動下，地方政府債務既有政績觀的驅動，更有被動式抬升，因此財政風險與金融風險的關聯不能簡單從政績觀糾偏和問責角度，更應建立起相應制度。概要言之：一是從側重結果導向到側重過程和制度建設；二是認識到債務形成既有地方政府主觀，也有客觀環境導致；三是明確債務風險管理的目標是高質量發展，而不是壓降債務絕對規模。
“優化中央和地方政府債務結構”是未來優化政府債務結構及防範化解地方債務風險的重要方式。當前地方政府債務占比高，地方政府債務風險總體可控但部分區域存在風險；中央政府債務占比低，中央加杠杆空間大。地方政府舉債成本高、周期短，中央政府舉債成本低、周期長。因此，有必要提高中央政府債務比重，通過轉移支付的方式緩解地方政府收支矛盾。事實上，今年的赤字規模高於去年7200億元（人民幣，下同），全部由國債承接；10月下旬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的增發1萬億元國債，都是優化債務結構的行動。
提振居民購房信心
會議提出“促進金融與房地產良性循環，健全房地產企業主體監管制度和資金監管，完善房地產金融宏觀審慎管理，一視同仁滿足不同所有制房地產企業合理融資需求，因城施策用好政策工具箱，更好支持剛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加快保障性住房等‘三大工程’建設，構建房地產發展新模式。”
隨著中國房地產市場供求關係發生重大變化，近幾年房地產領域逐步暴露出一些風險，例如房企債務風險、期房爛尾風險、房地產銷售和投資持續低迷等，對財政、金融、經濟等各方面都產生了重大影響。這與房地產發展的舊模式密不可分，房企通過“高周轉、高杠杆、高債務”實現野蠻生長，部分地方監管部門未嚴格執行預售資金監管制度，房地產市場存在部分投機炒作行為等，因此要構建房地產發展新模式，促進金融與房地產良性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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