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背景之下，高質量建設粵港澳大灣區，就離不開當前的國際大勢。當前的國際大勢為全球化，那麼該大勢與我國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之間是一個什麼樣的關係呢？人類命運共同體和我國主張的應堅守二戰後建立起來的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堅守以《聯合國憲章》宗旨及原則為核心的國際法原則、規則和制度之間，具有密切的聯繫。所以在建設粵港澳大灣區的過程中，必須要考慮國際規則是什麼，《聯合國憲章》的原則和宗旨是什麼，如此才能在高水平、高層次的背景下建設粵港澳大灣區。
具體應該如何高質量建設粵港澳大灣區？可建立粵港澳大灣區與“一帶一路”倡議之間的聯繫，助力人類命運共同體之實現。“一帶一路”倡議即為實現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一個抓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必須要有一些具體的措施和合作項目。“一帶一路”可提供理論支撐、具體合作的項目與合作的方向。我們認為，粵港澳大灣區應成為我們國家推動“一帶一路”建設的基地與平台。基於此，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不可脫離全球化之大勢與“一帶一路”的平台；充分利用這一大勢與平台可為實現高質量建設粵港澳大灣區提供助力，提供巨大的發展與合作空間。
我們認為，粵港澳大灣區的合作領域應不局限於傳統的貿易、投資、金融等方面，而是應該熱烈擁抱新技術、新領域。粵港澳大灣區是一個充滿活力、富有創新精神的城市群，可在新技術發展、使用方面起到引領國家發展的作用。具體而言，包括數字經濟、網絡空間、人工智能、新能源、高科技農業、環境保護、公共衛生等。特別是人工智能、公共衛生、高科技農業等應成為今後從粵港澳大灣區向“一帶一路”參與國推進合作的力量和平台。粵港澳大灣區中的深圳是我們國家公共衛生秩序建設最好與最具創新的地區之一。“欲知平直，則必準繩；欲知方則圓，則必規矩”，因而在此過程當中，如果要推進“一帶一路”倡議，通過“一帶一路”倡議促進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從而為《聯合國憲章》目的和宗旨的實現貢獻力量，則不僅需要粵港澳大灣區這樣的平台，更需要相應的規則，也需要相應的原則。
二、當代國際秩序的特點
上圖闡述了國際法與國內法的關係與特點。簡而言之，幾乎國際法的所有原則和規則均源自於國內法。從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和約體系開始，到二戰後建立起以聯合國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其中的規則和原則主要來自於西方發達國家。在此過程中，中國及中華民族的貢獻因歷史原因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然國際秩序以及與之相適應的原則和規則需要與時俱進，需要不斷興革。恰逢其時的是中華民族正處於實現百年復興的重要歷史節點。國人應該有信心，應該立足於中華傳統文化、中華民族的價值觀審視當今的國際秩序與規則，應該以中華傳統文化為基礎，以現代國際交流交往的需要為目標，努力為興革國際秩序貢獻中華民族的理念、價值、思想和經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