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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一世紀國際格局的主要特點不是大國競爭，而是文明競爭。 |
中評社╱題：構建基於中華文明的新禮治秩序 作者：薛力（北京），國際政治學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國際政治經濟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員
【摘要】二十一世紀國際格局的主要特點不是大國競爭，而是文明競爭。各個文明體之間既競爭又合作，世界大戰發生的可能性不大，但局部衝突難以避免。各大文明體都會形成自己的世界秩序主張，而且宣導並致力於構建具有自身文明特色的地區與全球秩序。中國是一個文明型國家，將以自己的文明特色屹立於世。中國應宣導與構建基於中華文明的新禮治秩序，這個秩序有如下主要特徵：這套秩序的維護以“禮”為主，以“（國際）法”為輔；這是一種圈層結構，以中國為中心，主要輻射亞歐大陸中東部；這個體系具有開放性；這套體系與現有國際體系整體上兼容。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一種“禮治為主法治為輔”的全球秩序，包括雙邊、地區、領域與全球四個層次，並通過“一帶一路”倡議、全球夥伴關係網絡、新型國際關係、全球治理中國方案等方式來構建，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與全球文明倡議同樣服務於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中國式現代化與人類文明新形態也多方面影響中國外交。
二戰後，美國取代歐洲成為世界的領導力量，這為美國主導世界創造了難得的機遇。美國的做法是：聯合歐洲，吸收其他文明體參與，制定了二戰後的世界秩序。冷戰結束後，國家間競爭的重點是經濟與社會發展。進入新世紀後，國家間競爭的特點是：在發展經濟的同時，越來越強化對自身文明的認同，世界轉入不同文明體之間競爭與合作交替的時期，這是一個長週期。二十一世紀國際格局多極化的顯著特徵，與其說是各個大國之間的競爭，不如說是各個文明體之間的競爭，其主要表現是：各個文明體之間既競爭又合作，世界大戰發生的可能性不大，但局部衝突難以避免。
有必要說明的一點是：俄烏衝突就是局部衝突的典型表現，帶有文明衝突的性質，是歷史上新教-天主教文明與東正教文明之間長期衝突的回響。布熱津斯基早就說過，烏克蘭應該分為兩個國家才能穩定續存。筆者注意到了以下事實：歷史地看，俄羅斯歷史就是一部對外擴展史，莫斯科大公國的面積是1300平方公里。而到19世紀全盛時期俄羅斯的疆域已經達到2280萬平方公里，是原莫斯科公國的1.75萬倍。現在的烏克蘭，大部分領土來自俄羅斯帝國通過擴張後納入版圖。在蘇聯時代，出於種種考慮劃給了烏克蘭：東部工業區在列寧時代劃歸烏克蘭是為了增加工人的數量；西部與波蘭、摩爾多瓦、羅馬尼亞接壤的地區則是斯大林時期出於國家管理的便利；克里米亞是赫魯曉夫送給烏克蘭的。這是普京發動烏克蘭特別軍事行動的一大原因。美西方則認為，二戰後確定的領土邊界應該得到尊重。
更為重要的是，在文明競爭時代，各大文明體都會形成自己的世界秩序主張，而且宣導並致力於構建具有自身文明特色的地區與全球秩序。對崛起中的中國來說，採取什麼樣的外交方略，不僅事關中國崛起的順利程度與維持富強狀態的成本，也事關中華文明在全球的長遠角色地位。
中國應宣導與構建基於中華文明的新禮治秩序，或叫新禮治體系。這個體系是開放性的且與現有的國際體系相兼容。
一、伊斯蘭文明、基督教文明與普世文明
嚴格來說，人類歷史上從來不存在、未來也不可能存在“一種文明覆蓋全球”的狀況。人口分佈的地理廣度是衡量文明普世性的關鍵指標。從這一角度看，基督教文明與伊斯蘭文明在全球散佈的區域比其他文明更為廣泛，相對而言，比較接近普世文明。
（1）伊斯蘭文明的全球擴展主要是在阿拉伯帝國、奧斯曼帝國時期，其分佈區域主要在亞歐大陸與東南亞、非洲等地區。蒙古帝國中一些皈依伊斯蘭教的汗國則促成伊斯蘭文明在亞歐大陸的進一步擴展，典型如四大汗國（兀魯思）、德里蘇丹國與莫臥兒帝國。但在現代性框架下，伊斯蘭文明未能繼續此前的擴展方式，轉而主要以移民方式向全球擴展。
（2）基督教文明則不同，地理大發現、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工業革命等因素促成了基督教文明從亞歐大陸一隅的歐洲向全世界擴展，並把世界帶入現代民族國家體系。兩次世界大戰是對“文明、發達”的歐洲的莫大嘲諷，也使得歐洲喪失了主導世界的正當性與能力。
（3）二戰後的美國，順理成章地從歐洲手中接過了世界領導權，並主導了二戰後國際秩序的構建，還與蘇聯各自“組隊”展開冷戰。這場冷戰以蘇聯解體、東歐劇變告終。
（4）冷戰的勝利使得美國認為自己成了“新的羅馬”，應該在全世界佈道“美麗國的福音”，於是，先有克林頓時期的人權至上與人權外交，繼而是小布什時期新保守主義主導下的擴張性外交，典型如大中東民主計畫、反恐戰爭、顏色革命。遺憾的是，人權外交毀譽參半，而擴張性外交並沒有提升美國的領導力與全球聲望，反而損害了美國的實力與國際聲望。而且，反恐戰爭與次貸危機也大大弱化了美國繼續主導世界的能力與興趣，濫觴於國父喬治·華盛頓的孤立主義回潮，先是布什主義被聲稱“不做蠢事”的奧巴馬主義取代，接著高舉“美國第一”大旗的特朗普主義又取代了奧巴馬主義。特朗普主義是一種新孤立主義，以美國本土利益優先，外交行動也要讓美國“有利可圖、減少負擔”。
（5）拜登上臺後，內政上奉行的是“沒有特朗普的特朗普主義”，外交政策在形式上加強了與盟友和夥伴國的協調，但在“為己謀利、減少負擔”上與特朗普並沒有實質性區別。拜登政府對烏克蘭事件的反應，典型地表明了這一點。美國已從“全球領導國”演化為“國際事務頭號協調員”，主要表現為：美國不再願意為國際事務承當“兜底”責任，衹想有選擇性地做有限的付出；更多地強調自身與本土利益的維護；強化自身的文明特質與政治價值觀；致力於構建具有圈層特徵的文明圈組織與文明圈秩序。
二、文明內捲的全球畫卷
二戰後，反帝反殖民浪潮促成了大批民族國家的建立，而相對和平的國際環境、經濟全球化浪潮加上一些國家的發展戰略，則催生了一大批新興國家。其中一些人口眾多、國土面積大、政局穩定、教育程度高、奉行外向型經濟的發展中國家，經濟快速發展、政治軍事實力迅速提升、對自身文明的認同明顯上升、在國際事務中的發言權加大，因而漸漸有志於構建自己的文明圈組織與文明圈秩序。這些國家的國際影響力主要在其周邊地區，它們很難重複基督教歐洲過去五百年的全球擴展史，均屬於典型的區域文明。信奉伊斯蘭教遜尼派的國家獨立後在外交上就傾向於“構建自身文明圈組織與文明圈秩序”（典型如阿拉伯國家），並在新世紀強化這一勢頭（突厥語國家是典型）。而一些文明型國家更是如此，莫迪執政後的印度是典型。
中國實力更強、發展勢頭更好，而且是在中國共產黨的強有力領導下取得的，因而中國的文明特徵更受關注。中國崛起是中華文明的復興，中國在東亞地區再次成為最為強大的國家，強烈影響著周邊國家，並在許多方面提升全球影響力。
這對於基督教世界來說，無疑是“大姑娘上轎——頭一回”，它們對中國的崛起心存疑慮，並依據自己的歷史經驗與思維邏輯，預判中國將重複基督教文化圈崛起國特別是德國、蘇聯的行為。因此，中國需要用時間來證明：中國人的天下觀不同於基督教徒的世界觀，中華文明更具有包容性、中國主張的地區與全球秩序雖然有特色但能與現有的國際體系相容。而基督教世界則有必要儘量超越過去幾百年形成的優越感與基督教一神論思維定勢，以便更好地研究、理解中華文明，特別是中國人的外交理念與政策措施的準確內涵。
三、民族與民族國家的性質分析
歷史地看，民族主義概念濫觴於法國大革命，大革命旨在把操不同方言、生活習慣不同、歷史記憶不同、宗教信仰存在或大或小差異的勃艮第人、布列塔尼人、普羅旺斯人、科西嘉人等等統一在“法蘭西民族”的帽子下，推翻波旁王朝在法國的統治，構建屬於法國公民（包括第一等級、第二等級與第三等級）的法蘭西（第一）共和國。民族主義在動員法國普通民眾參與政治進程上展示出了巨大的威力，民族主義以及與之相關的民族概念因而在歐洲生根、發芽、擴展，並在經過幾波民族主義浪潮後成為世界大部分地區、大部分族群構建現代國家的主要政治（理論）依據。當代國際體系因而被稱為民族國家體系。當今世界，大部分國家都認為自己是現代民族國家，但事實上未必如此。
依據西方主要民族主義理論家的觀點，民族是“想像的共同體”（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是“逐日進行的全民公決”（厄内斯特·勒南），“是民族主義造就了民族，而不是相反”（厄内斯特·蓋爾納）。從中可見，在這些民族主義理論家看來，民族概念缺乏公認的內涵，是基於國家建構需要而製造出來的一個概念，不同國家會賦予不同的內涵。於是，單一族群如丹麥人、波蘭人、大和人可以構成一個民族，包含多個族群的美國人也可以組成美利堅民族。
概而言之，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和約》所確立的“主權國家”，經過法國大革命而成為“民族國家”。經過幾波民族主義運動後，主要存在於基督教世界（尤其是歐洲與美洲）的民族國家體系，逐步演化為二戰後的世界民族國家體系。這是一個歷史現象，但不是國家存在的標準模式。一些具有輝煌歷史的文明體，將會致力於構建基於自身文明特徵的地區秩序，並在一些領域具有世界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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