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在全球層面，通過“非拉”援助和合作新政策，壓縮中國發展利益新空間。“重要的國際問題在本質上是全球性的”。 就涉及和影響當今諸多國際政治經濟問題的重要性而言，無過於當下愈演愈烈的中美戰略競爭。從美國的角度看，與中國在非洲和拉丁美洲推進戰略競爭既是為了夯實或築牢美國在全球的首要地位，也是為了保持美國在全球戰略穩定中的優勢地位。因此，一方面，在非洲，隨著中國的崛起以及中非經貿合作持續增長而引發的美國擔憂，非洲已經成為中美進行戰略競爭的場所。在延續特朗普政府對非政策中“大國競爭”意涵的同時，拜登政府更多依靠多邊組織和盟友來強化同中國的戰略競爭，實行“價值觀外交”，繼續維持附加政治條件的對非援助。 另一方面，在享有美國“後院”之稱的拉丁美洲，拜登政府在特朗普政府排華思路的導向下，高舉“美國歸來”大旗，加大戰略關注和資源投入，著重推行“民主善治”、治理移民、助力抗疫、幫扶復蘇等議程，力求修復美拉關係。
第三，對華戰略競爭路徑更加清晰。結合拜登政府的執政理念及其上臺至今的對華政策調整和不斷推進，不難看到其對華戰略競爭路徑愈益清晰，其具體表現如下：
一是以經濟和科技為美國實力發展的有力抓手，錨定對華戰略競爭的核心領域。正如美國著名國際關係史和戰略史學家保羅·甘迺迪在其經典之作《大國的興衰》中指出，國家間的競爭尤其是伴隨大國的興衰規律體現而來的大國競爭，歸根到底是建立在以科技、經濟和軍事實力為基礎的綜合國力之上的競爭，而要贏得大國競爭就必須增強自身綜合實力。為此，在秉持“自己任期內，不會允許中國超越”的政策理念下，拜登政府圍繞國內經濟發展、就業計畫、基礎設施投資、科技發展特別是具有重大戰略意義的5G通信、晶片、電動汽車、可再生能源技術等高科技研發產業制定對華政策，力圖拉開並保持與中國的綜合實力對比差距。
二是以“價值觀外交”為準則，爭奪對華戰略競爭的國際規則制定權。價值觀是規則制定的內在理念，規則制定是價值觀的外在表現，即規則的制定通常是以某一套具體的哲學理念、價值觀或理論體系為依據。 因此，基於價值觀而來的“價值觀外交”作為國家外交決策出發點和外交行為準則的評判依據必然體現為對“相同價值觀”國際規則的認同和接受，對“異類價值觀”國際規則的爭奪和衝突，特別是就當前的拜登政府來說，“價值觀外交”不僅是美國民主黨的政治傳統，也是拜登政府推進對華戰略競爭的價值偏好。上臺至今，拜登政府以包含人權、民主、自由等在內的“美式價值觀”為由，先後對涉及中國內政的新疆等事務予以炒作和攻訐，不僅在其國內以立法形式正式將《維吾爾強迫勞動預防法案》納入美國法律體系，禁止進口新疆產品，而且還聯合歐洲所謂的“價值觀盟友”通過法律議案對中方有關官員予以共同制裁。值得注意的是，除此之外的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等國也對中國進行譴責和制裁。 這也是美國民主黨新黨綱所指出的，如果美國不代表“民主國家”制定規則，中國就將掌握規則制定權並主導世界發展模式與國際領導地位。
三是以國際公共產品“去中國化”為路徑，推動對華政策的“小多邊主義”集團效應。作為世界生產力發展和經濟全球化推進的必然結果，提供國際公共產品不論是對霸權國美國還是崛起大國中國而言，都是其應有的國際義務和大國責任。然而，面對百年變局下權力轉移帶來的中美實力相對變化，美國卻把中國提供的國際公共產品，如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一帶一路”和絲路基金等視為挑戰其霸主地位的修正主義行為和表現，進而通過聯合其盟友和夥伴關係式的“小多邊主義”集團加大對中國的打壓力度和圍堵範圍。繼奧巴馬政府時期美國意圖制定“去中國化”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之後，拜登政府更是對特朗普政府時期提出的“藍點網絡”計畫予以繼續推動，力圖以“藍點網絡”計畫推廣美國基建標準，從而達到阻礙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地緣政治擴展。 近期，拜登政府提出並持續落實的“印太經濟框架”作為充實“印太戰略”升級的重要內容，既源於美國加入CPTPP意願下降且政策空間不斷縮小的國內現實，也是其開展對華地緣經濟競爭以重新掌控地區經濟秩序主導權的產物。雖然“印太經濟框架”的實際效用尚待觀察，但其意圖通過打造俱樂部形態的“小多邊集團”針對中國的戰略意圖非常明顯。
四、中國應對美國對華戰略競爭新態勢的策略
面對拜登政府對華戰略競爭新態勢及有關政策的後續推進，可以預見隨著中美戰略競爭新常態的延續，美國對華戰略競爭新態勢將會變得更具系統性、複合性和全球性。有鑑於此，在日益走進世界舞臺中央的新時代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的關鍵時期，中國應秉持大戰略和大外交思維，並結合世界和平發展的時代主題和合作共贏的歷史潮流，以自身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為國內大局方略，輔之以國家綜合實力和國際影響力穩步提升為國際變局方略，即在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的基本方略上，全面聚焦新時代中國現代化建設的內部事務，審慎應對美國對華戰略競爭新態勢帶來的外部環境變化和風險挑戰。
其一，做好戰略規劃和保持戰略定力，完善和發展新時代中國國家戰略體系。“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縱觀人類歷史長河中大國的興衰變化規律，尤其是自威斯特伐利亞體系以來，任何一個大國的崛起必然是與世界潮流趨同或與之良性互動，而非與之趨異或抗衡。與此同時，要確保國家發展及可持續崛起就必須富有戰略思維並制定戰略規劃和保持戰略定力，這是因為缺乏連貫性或韌性的戰略必將導致國家的自我失敗，甚或跌入諸多陷阱，如當下國際社會密切關注的中美關係“修昔底德陷阱”論。
對做好戰略規劃和保持戰略定力的重要性及重大意義，習近平深刻指出，“戰略問題是一個政黨、一個國家的根本性問題。戰略上判斷得準確，戰略上謀劃得科學，戰略上贏得主動，黨和人民事業就大有希望。如果沒有足夠的戰略定力和策略活力，就容易出現患得患失、搖擺不定、進退失據的問題，就會錯失發展機遇”。因此，在邁向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新征程上，中國應立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的需要，在構建以國家發展戰略為基礎、以地區戰略為依託、以全球戰略為支撐的國家戰略體系框架的基石上，完善和發展具有新時代意義和價值的中國國家戰略體系，致力於塑造積極的、開放的、包容的、建設性的、負責任的和可預期的大國形象、大國風範和大國文明。
其二，推動國內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全面提高國家綜合實力。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尤其是經過改革開放40餘年來的快速發展，中國的經濟實力、科技實力、文化實力、國際影響力等各方面已取得歷史性成就，但與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相比仍有一定的差距。進入新時代以來，中國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和挑戰愈加突出，特別是人民在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方面的需求日益增多。以上國情特徵要求中國必須在正視既有發展成就的基礎上，進一步認清發展差距，立足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推動國內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進而全面提高國家綜合實力。
這意味著，面對當前拜登政府對華戰略競爭新態勢帶來的挑戰和制約，中國應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指導下，優先注重國內事務，把國內的挑戰放在核心位置，繼續秉持“發展就是硬道理”的基本路線方針，深入推進改革開放，構建中國特色的自主創新體系，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模式的轉變，從而全力打造維持中國經濟中高速增長的內生動力， 並最終獲得中國國家綜合實力的全面提升。這是因為，對任何國家而言，涵蓋國內經濟社會發展在內的綜合國力提升是一國開展對外交往和推進對外政策的必要非充分前提。
其三，推進軍事和國防力量現代化，實現中國強軍和強國相統一。推進軍事和國防力量現代化是“四個現代化”的應有之義，也是新時代中國式現代化的必然要求。可以說，“軍事和國防力量強，則國強；國強則必然軍事和國防力量強”。這也是近代以來中國歷經“落後就要挨打”的近現代史的歷史教訓和經驗總結。對此，習近平深刻指出，“強國必須強軍，軍強才能國安。” 所以，推進軍事和國防力量現代化，實現中國強軍和強國相統一，從而擔當起黨和人民賦予的新時代使命任務，可謂是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重要戰略任務，也是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基本保障和戰略支撐。
再者，在一個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不時沉渣泛起的百年大變局時代，當大國之間的競爭或者對抗導致國際集體安全機制失靈之時，構成該體系單位的各主權國家衹能基於實力原則把軍事力量及其安全視為“國際政治的最後手段”。 這是因為軍事力量依然是國家在21世紀極其重要的權力來源，其運用方式不僅塑造著主權國家的政治考慮，也提供著有助於形成最低限度秩序的框架。 因此，“堅持政治建軍、改革強軍、科技興軍、依法治軍，全面提高國防和軍隊現代化水平” 既是新時代中國推進強軍事業有效應對外部風險挑戰的現實需要，也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責任擔當。
其四，加強中美全球性問題的國際合作，弱化中美戰略競爭的溢出效應。當今世界不僅正在經歷新一輪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同時也面臨世紀新冠肺炎疫情反復跌宕、核擴散、氣候變化和技術顛覆等一系列全球性問題和挑戰。因此，在一個發展與挑戰並存的全球性國際社會，面對共同的全球性問題與挑戰，任何國家和地區若要全然退出或者獨善其身都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現實的。而要有效應對和系統防範，國際社會就必須樹立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加強國際合作。
正如習近平指出：“人類面臨的所有全球性問題，任何一國想單打獨鬥都無法解決，必須開展全球行動、全球應對、全球合作。” 中美兩國同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都肩負著維護地區和世界和平發展的大國責任，在涉及人類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全球性問題和挑戰上更是責無旁貸。雖然身處中美戰略競爭的大國博弈時代，但中美兩國依舊存在推進雙、多邊國際合作的領域和訴求。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中美兩國合作內容豐富而深遠，其關鍵之處就在於戰略權衡和取捨。就當前中美關係來說，在弱化中美戰略競爭溢出效應的同時加強中美全球性問題的國際合作不失為一種二者兼顧的戰略選擇。
其五，用好中美磋商和危機管控機制，努力構建中美共同認同的地區歷史角色。作為太平洋兩岸的大國，中美之間存在分歧和摩擦可謂很自然，也很正常。自建交迄今，即使中美之間發生過重大危機，但都得以妥善處理。然而，隨著美國對華戰略競爭的加劇和拜登政府對華政策的持續跟進和落實，中美發生現實衝突的風險陡然上升，特別是美國前任眾議院議長佩洛西不顧中國強烈警告依然竄訪台灣而導致的台海危機加深。因此，在當前形勢下，用好中美磋商和危機管控機制以防中美雙方因形勢誤判從而“夢遊般”走向全面衝突顯得愈加重要和必要。而要緩解彼此戰略焦慮，就必須構建中美共同認同的地區歷史角色。對中國來說，這意味著一個事實，“即美國在亞洲具有強大的影響力，而許多亞洲國家也需要美國”。 換言之，在中美戰略競爭不斷激化的當前時期，外加中美各自國內不斷高漲的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中美兩國在強化其各自國家身份認同的同時，也要努力構建中美共同認同的地區歷史角色——亞洲或亞太地區大國身份。在此意義上，這也是中國攜手世界各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組成部分，即構建亞太命運共同體。
最後，平衡中美不同的“國際秩序”立場基礎，推動實現以《聯合國憲章》為基礎的國際法體系現代化。中美兩國對國際秩序不同的立場可謂是中美戰略競爭在國際秩序領域的反映和體現。當下，美國主張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而中國堅持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就其立場基礎的區別來說，美國主張的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源於西方特定的國際政治語境，附帶權力和關係兩種特性。而中國堅持的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其要義在於強調國際法在法律上的應然性，依據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所體現的法治精神以及國際法的有關規範性寓意，反對西方國家從國際政治上對規則做出的實然性解讀，並對抗其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內生的國際強權政治邏輯以及對中國實行的規則壓制。 這就是說，中國更注重國際秩序所含有的國際法治意義，而美國較為關切國際秩序所蘊含的國際政治意義。溯及當今國際社會中幾乎被世界各國共同遵守的以《聯合國憲章》為國際法秩序的國際法體系，可以看到其法律規範構成不僅包括一系列法律規則，同時也包括諸多法律原則和準則。因此，作為權衡之術的法和法律可以平衡中美不同的“國際秩序”立場，從而最終推動實現以《聯合國憲章》為國際法秩序的國際法體系現代化。正如亨利·基辛格指出，要建立一個普遍性和合法性的國際秩序，就必須根據當下的現實實現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的現代化，而以《聯合國憲章》為國際法秩序的國際法體系正是源於威斯特伐利亞體系。
基金項目：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重大課題攻關項目“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研究”（20JZD056）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3年7月號，總第307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