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3月19日電／2020年，基於國內發展形勢和國際發展趨勢，中共中央作出“逐步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的重大戰略部署。2023年1月3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體學習時進一步強調，“要全面推進城鄉、區域協調發展，提高國內大循環的覆蓋面”，為我國全面開創中國式現代化建設新局面明確了戰略路徑和方向。立足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必須深刻認識提高國內大循環的覆蓋面的理論、歷史與現實邏輯，以城鄉融合發展為路徑推動縣域經濟高質量發展，以中心城市、都市圈和城市群為主要形態打造區域經濟增長極，以國家重大區域戰略聯動為核心引領統籌區域協調發展政策，加快形成全國統一大市場。
全面推進城鄉、區域協調發展，提高國內大循環的覆蓋面，拓展了城鄉和區域發展的理論，是中國區域發展政策的歷史延續和實踐發展
光明日報發表上海財經大學教授、上海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張學良，上海師範大學商學院講師楊朝遠文章表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城鄉關係與區域空間格局發生深刻變革，其中蘊含著一系列豐富的理論創新。城鄉關係主要經歷了以城市發展為重點的城鄉二元格局的階段、城鄉關係得到有效調整但城鄉間不平衡局面未得到根本扭轉的階段、黨的十八大以來有效推進城鄉融合發展的階段。區域空間格局大致經歷了以東部沿海地區出口加工型經濟為主的階段、區域均衡發展格局初步形成的階段、黨的十八大以來在新發展理念指引下區域發展更加協調更高質量的階段。綜上，城鄉關係從二元分割到融合發展，區域發展從非均衡發展到相對均衡發展再到協調發展，我們立足時代發展需求蹚出了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區域發展之路，形成了城鄉融合理論和區域協調發展理論等一系列具有中國特色的城鄉和區域發展理論成果。
全面推進城鄉、區域協調發展，提高國內大循環的覆蓋面，是中國區域發展政策的歷史延續。中國城鄉和區域發展政策的實施始終致力於提升區域經濟實力、消除城鄉差距和區域差距，讓現代化建設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扎實推進共同富裕。全面推進城鄉、區域協調發展，提高國內大循環的覆蓋面，就是破除區域壁壘，促進資源要素在不同區域間的合理流動和高效集聚，暢通國內大循環，真正形成全國統一大市場，充分體現了中國城鄉和區域發展政策一脈相承的價值內涵。
全面推進城鄉、區域協調發展，提高國內大循環的覆蓋面，體現出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的現實邏輯。經濟理論和現實發展均表明，地區發展不平衡是普遍存在的現象。中國的區域發展不平衡，在地理空間上呈現出胡煥庸線兩側差距、東西地區差距和南北地區差距，在經濟社會領域主要呈現為城鄉差距。當前，城鄉間各類要素流通渠道尚不完善，區域內部一體化程度有待提升，區域間發展的戰略協同度不高，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各類要素在不同區域空間的流動效率，造成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和區域間發展差距。全面推進城鄉、區域協調發展，提高國內大循環的覆蓋面，就是進一步提升要素在區域間流通的效率，釋放城鄉融合發展的活力、區域空間結構優化的紅利，讓資源要素在不同區域空間充分湧流，有效解決區域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
以城鄉融合發展為重要路徑，推動縣域經濟高質量發展，補齊國內大循環的薄弱點
文章指出，暢通城鄉經濟循環是夯實國內大循環的關鍵環節，以縣域為基本單元促進國內大循環，可以充分發揮縣城連接城市、服務鄉村的作用。
堅持把強縣和富民統一起來，打造城鄉經濟循環的堅實基礎。消費是國內大循環的基礎，消費增長源於收入增長。應堅持以人為本、共同富裕的發展原則，把農村居民增收放在首要位置，通過完善產業發展利益聯結機制，讓廣大群眾真正共享產業興旺紅利。一方面，引導縣城積極引進發展潛力大、帶動能力強的優質企業，探索委托招商、輕資產招商、資本招商、平台招商、“基金+股權+項目”招商等新模式，引進行業龍頭企業和關鍵配套項目；摸清縣城產業發展底數，釐清產業高質量發展脈絡，為把握產業重點發展方向、精準化提質增效打好基礎。另一方面，有效拓寬城鄉居民收入提升的渠道。不斷推出創業富民工程，強化對中小微企業的幫扶支持政策，促就業、保就業，建立城市居民收入增長長效機制；深化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壯大集體經濟，深化拓展消費幫扶行動，不斷提升農村居民收入水平；著力鞏固脫貧攻堅成果，保障低收入群體生產生活。
堅持把改革和發展結合起來，破除城鄉經濟循環的體制障礙。當前，中國農村勞動力、資本、土地等要素的流動仍有諸多限制。習近平總書記在2022年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強調，要破除妨礙城鄉要素平等交換、雙向流動的制度壁壘，促進發展要素、各類服務更多下鄉，率先在縣域內破除城鄉二元結構。一方面，加快推進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建立健全農村承包土地的經營價值評估體系，開展農村承包土地的經營權抵押貸款試點工作。探索多種形式的土地適度規模經營，充分發揮合作社、家庭農場等新型農業經營主體作用，探索土地入股、土地托管、生產服務、“飛地抱團”等運營模式，推動農業產業向規模化、現代化邁進。另一方面，深化農村金融改革，加強政府、農業經營主體、涉農金融機構、農業擔保機構四方合作，充分發揮財政資金引導作用，減少直接補貼，更多以貼息、擔保、保險等間接方式，建立風險共擔、利益共享機制，撬動更多資本流向農業、農村、農民。
堅持把城鎮和鄉村貫通起來，構建城鄉經濟循環的主要通道。城鄉是中國新型城鎮化戰略的一體兩面，城和鄉彼此聯繫、相互依賴，縣域則是城鄉經濟聯繫的樞紐。提高國內大循環的覆蓋面，需從單向城市化思維向城鄉融合思維轉變，加強頂層設計促進城鄉商品、服務和生產要素自由有序流動。一方面，通過共建基礎教育、醫療培訓聯動平台，完善養老機構與醫療機構對口支援、合作共建協作機制等方式，使城鄉在幼有所育、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等公共服務均等化發展上取得實質性進展。另一方面，聚焦基層治理，形成政府主導、企業運作、社會廣泛參與的基層治理良好生態，大力提升基層治理社會化、智能化、專業化水平。
以中心城市、都市圈和城市群為主體空間形態，打造區域經濟增長極，築牢國內大循環的基本面
文章指出，提高國內大循環的覆蓋面，需發揮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帶動作用，建設現代化都市圈，激活有效投資和潛在消費需求，構建高質量發展的國土空間布局和支撐體系。
提升中心城市發展能級。城市是生產和消費活動的主要集聚地，中心城市則呈現出更高程度的人口和產業集聚特徵。構建新發展格局，強化國內大循環的主體地位，要把中心城市的功能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充分發揮其引領帶動作用。一方面，提升中心城市核心能級，不斷增“量”提“質”，加快高端製造業、高端服務業和重大新興產業在中心城市的布局和集聚，完善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增強中心城市品質內涵和服務功能，通過產業引領、創新策源和改革示範等形成引領區域發展的勢能。另一方面，充分發揮中心城市輻射帶動功能，在資金、產業和人才等一般性要素輻射的基礎上，強化中心城市對周邊地區輸送企業服務、科技服務與教育醫療公共服務等，進一步提升中小城市吸引力，形成創新示範、輻射引領高質量協調發展的新格局。同時，持續優化中心城市的發展空間和布局形態，完善城市內部空間結構，促進城市中心城區和遠郊區的協調互補與良性聯動發展。
推進現代化都市圈建設。小尺度、跨區域、精準化的都市圈是突破行政邊界的基本單元，有利於促進要素跨區流動。都市圈是中國現代化城鎮體系的重要形式之一，發揮著連接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的關鍵樞紐功能。加快現代化都市圈建設，有助於增強中心城市引領帶動作用，提高國內大循環的覆蓋面。一方面，加快推進跨區域的都市圈建設，以功能定產業、以產業引人口，優化人口空間分布格局，重視公共服務對人口流動的影響，加快形成都市圈“功能—產業—人口—空間—公共服務”相協調的發展格局。另一方面，基於區域協調發展理念，建立和完善都市圈跨區域合作制度，強化大都市圈中心城市與周邊城市之間工作協調，不斷完善利益共享和補償機制，實現資源在更大範圍內的有效布局。
推進城市群一體化發展。城市群的發展體現了生產從企業聚集到產業聚集再到城市聚集的延伸，蘊含著“1+1>2”的規模經濟效應，本質上是城市體系不斷完善和整合的過程。進入新發展階段，應著力推動城市群的一體化發展，釋放城市群的高質量發展潛力。一方面，提升城市群科技創新能級。率先布局和形成一批基礎理論、基礎科學研究中心，攻克“卡脖子”技術難題；聚焦信息技術、生物技術與新能源等新興產業，超前謀劃、提前布局戰略性新興產業，把城市群打造成為科技創新高地。同時，大力推進數字經濟、完善數字化新基建，以數字化融合上下游產業鏈、強化城市間經濟發展的共享聯動。另一方面，加快城市群軌道交通網絡化建設。推進幹線鐵路、城際鐵路、市域（郊）鐵路、城市軌道交通融合發展、銜接互補；加強城市群內部重要港口、站場、機場等路網的連通性，促進城市群內港口群、機場群統籌資源、信息共享、分工協作、互利共贏，提高城市群交通樞紐體系整體效率，以交通基礎設施“大升級”暢通經濟循環“大動脈”。
以國家重大區域戰略聯動為引領，統籌區域協調發展政策，暢通國內大循環的樞紐線
文章認為，當前，區域重大戰略和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已基本覆蓋中國國土空間，部分地區還具備多重戰略叠加優勢。由於各地在區域重大戰略的實施基礎、戰略定位及政策安排等方面有較大差異，需加快建立多渠道的區域戰略統籌機制，推動區域重大戰略的聯動發展。
推進毗鄰區域合作，加速塊狀經濟融合。中國區域板塊之間在功能定位、經濟發展階段和利益訴求等方面有較大差異，提高國內大循環的覆蓋面，需堅持差異化協同理念，率先著眼於大城市周邊和省際毗鄰區域，推進行政邊界、地理邊界、經濟邊界和社會文化邊界多維耦合。一方面，深入推進大城市與周邊城市空間協同發展。發揮大城市要素、資源、功能輻射作用，推進大城市與周邊小城市交通共聯、產業共興、服務共建、生態共保、人才共享，引導周邊小城市有序承接大城市功能疏解，不斷增強經濟內生增長動能，破解大城市周邊發展可能存在的“燈下黑”問題。另一方面，促進省際毗鄰地區融合發展，在規劃管理、土地管理、投資管理、要素流動、財稅分享等方面深入探索一體化發展體制和利益協同機制。
立足地理交通線，深化經濟廊帶建設。隨著工業化和城鎮化深入推進，中國已形成“園區（開發區）—新城（新區）—都市圈（都市區）—城市群”等大小錯落有致、形態複雜多樣、功能完備一體的區域發展格局，並在交通立體化、網絡化發展條件下逐漸呈現出彼此嵌套、互補融合的特徵。提高國內大循環的覆蓋面，需利用好流域經濟帶、交通經濟帶等強化區域合作的重要戰略平台，以線串點、以點帶面。比如，建設長江經濟帶現代化綜合立體交通走廊，打造鐵路、水運、航空、公路廣覆蓋、集成式綜合交通運輸網絡，加快沿線區域全球供應鏈樞紐城市建設，推進東部率先發展、中部崛起、西部大開發等區域協調發展戰略深度融合發展，優化長江流域生產力布局；以黃河流域生態保護與高質量發展為紐帶進一步聯動東西，加快黃河故道建設生態經濟走廊，謀劃鄭（鄭州）—洛（洛陽）—西（西安）高質量發展帶建設，優化黃河流域生產力布局；以京杭大運河及淮河流域次區域發展等為紐帶貫通南北，打造中原—長三角經濟走廊，串聯長江經濟帶發展、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兩大國家戰略。
強化重大戰略聯動，統籌區域協調發展。近年來，諸多區域重大戰略為區域內的互動與聯通發揮了示範帶動作用，也構築了區域市場間的強大引力場。提高國內大循環的覆蓋面，需順應市場規律，進一步推動區域戰略協同，推進區域協調發展全國一盤棋。以“數字經濟”“飛地經濟”重構國家戰略聯動機制，引導數字經濟發達區域以及相關企業賦能後發區域的產業數字化改造升級，構建跨區域、數字化的公共服務資源共享平台，改善區域數字連通性，提高遠距離產業對接能力；不斷探索完善毗鄰區合作模式、“蛙跳式”對口合作模式、新型“飛地經濟”合作模式、“托管式”合作模式，破除區域經濟關聯的空間距離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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