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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長期來看，所謂內需不足問題，根本上是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不夠高、增長乏力的問題。展望今後五年乃至更長時期，我們必須投資於人，促進人的發展，提高生產率。 |
中評社北京2月28日電／中國改善治理要從兩個國情出發。一個國情是人口規模巨大，相當於一個大洲。中國現在有2800多個縣級單位，平均一個縣級單位有50多萬人，50多萬人放到國際上也是有一定體量的經濟體。另一個國情是，我們這麼多人口如果發展程度都差不多、均質化程度高，那也簡單，但恰恰中國內部差距大，無論是自然地理，還是人文習俗，或者資源禀賦、發展水平，差距都比較大。
北京日報發表浙江大學區域發展研究中心首席專家劉培林文章認為，從這兩個國情出發，中國要改善治理，首先一定要堅持實事求是。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把實踐作為檢驗各項政策和工作成效的標準，這一點非常重要。實事求是也是黨章的明確要求，必須堅持。
結合這幾年防疫和經濟工作的實際情況來看，堅持實事求是有一個重要意義，就是能消除內生的預期衝擊。從經濟學上講，除自然災害之類衝擊外，通常的預期變化很難說是完全純粹外生的，很大程度上都內生於政策選擇。堅持實事求是，保持政策的相對連續性和穩定性，其實是穩預期最重要的法寶。
改善治理，重要的不僅是激勵基層怎麼樣，還要賦予基層一定靈活性和自主權。兩個國情決定了不可能什麼都靠集中統一決策，因為無論從信息收集處理和反饋能力看，還是從對決策時效性和正確性的要求看，其實沒有一個全知全能的機構能做出及時的、符合各地實際情況的決策。正因為這樣，去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特別提出要敢擔當，善作為。特別值得關注的是，這後面還有兩句話，一句是察實情，另一句是創造性抓好貫徹落實，這些話聽上去讓人耳目一新。
搞好治理涉及上級和下級政府，矛盾的主要方面其實在上級政府。上級對下級能不能形成一個包容審慎的決策指揮機制，至關重要。如果什麼都是一票否決，沒有容錯機制，下級政府是不敢擔當的，也沒辦法善作為，更沒有積極性察實情，也談不上創造性抓好貫徹落實。
文章表示，去年以來居民杠杆率開始下降，這種謹慎性儲蓄行為應該是臨時性的，長期來看消費增長還是有潛力的，前提是持續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疫情中有過各種形式的消費券，但力度不大。從經濟政策原理上講，直接把補貼發給居民個人，讓個人拿這些補貼在市場上挑選合適的服務商，有利於促進競爭，補貼的效率會更高。但好多時候我們更願意把某種機構或企業作為二傳手，對困難群體發放補貼。也不能說這種做法完全沒道理，但這種做法事倍功半。為什麼？補貼的最終對象是人，通過中間環節發放補貼，很多時候效率和精準度不高，起不到最好的效果。
經濟是一個循環，如同煉鋼爐一樣。煉鋼爐檢修前須做好準備，把鋼水放空才可以。但疫情對經濟的衝擊是突然的、沒有準備的情況下發生的，如同未放空鋼水前提下爐子突然停了，導致一包鋼水憋在爐裡面。這種情況下要想重啟經濟，必須把憋在裡面的鋼包化開，這要做很多準備工作，要實施與常態下經濟周期由谷底轉入復甦階段不一樣的啟動政策。
文章指出，從長期來看，所謂內需不足問題，根本上是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不夠高、增長乏力的問題。展望今後五年乃至更長時期，我們必須投資於人，促進人的發展，提高生產率。要暢通老百姓參與的通道，讓大家在參與現代化過程中實現體面的自我發展。這樣才能讓有支付能力的消費需求持續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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