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其生曾經是十裡八鄉的土明星，每次去放電影被人認出來，總是能得到最熱情的款待。“村支書知道是我給配的音，站起來就要敬我三碗酒。”宋其生說。
隨著中國電影發行放映制度改革，公司逐漸風光不再。先是1994年公司完全轉為企業自負盈虧，取消了財政補貼；2000年，原本多層級的電影發行放映模式變成了發行公司和制片單位直接向院線公司供片的模式，中間的各級電影發行放映公司業務也被架空。
發行和放映業務取消，除了一些農村院線，整個公司還有業務的部門僅剩譯制中心。然而由於都是公益放映，這項業務也不是個掙錢的活兒。可在當時，大家都把它當成了救命稻草。“這項工作祗有我們能做，也祗有我們還願意做，業務不停，證明公司還活著。”楊藝林說。
公司還活著，但越來越艱難。2002年，原來的大樓在政府拆遷範圍內，很快就變成了一處嶄新的廣場，新樓還沒開始修建，業務砍了，補貼沒了，最後連辦公場所也沒了。公司50多人集體待崗，每月只能領到198元錢的補貼。
令人驚訝的是，儘管數量減少，譯制中心每年仍有電影產出。“我們租了一個十平方米的小房子，用地毯貼到墻上自制隔音墻。平時做自己的事，一有配音工作就到小房子裡開工。”汪蘭說。
是怎麼堅持下來的呢？記者詢問了當年的老員工，有說是靠外出打工兼職補貼撐下來的；有說是在主管部門一年幾千塊錢的微薄補貼裡發著牢騷把活兒幹完的；也有說是2005年新樓修好之後靠收租過下去的：六層樓全部出租，譯制中心蜷縮在頂樓搭建的小房裡。
但宋其生明白，心裡沒點牽掛，是撐不下來的。“我回家遇到老人，會問我最近怎麼沒電影了，我說不出話。”宋其生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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