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國強所言一語中的、直指要害。試問：國安案件審理的出發點是什麼？是為了保護香港的公衆利益，是為了維護國家安全，而不是所謂“顧及公衆認知”。國安法頒布實施僅兩年多，如果公衆對國安法的認知模糊、或有人認知錯誤，難道不顧公衆利益而要遷就這樣的“公衆認知”嗎？
衆所周知，香港國安法實施之前，反中亂港勢力把香港這樣一個美麗的城市搞得烏煙瘴氣、遍體鱗傷，蒙面暴徒當街縱火、火燒活人、私刑路人、打砸交通燈和港鐵設施，肆無忌憚地“裝修”商鋪，許多議員的辦事處也被破壞到“無可破壞”的程度，學生沒法上學，打工仔無法返工，店主無法開門營業。香港遭受的損失不可估量！反中亂港勢力這樣做，就是挑戰“一中”原則，實施“港獨”。2020年7月1日國安法生效後，香港才恢複了正常秩序，國安法起到了“一法定香江”的作用。因此，維護國家安全，就是維護香港最大的公衆利益。
把“顧及公衆認知”置於“維護公衆利益”之上，這說明高等法院上訴庭對國安法的理解不够精准到位，完全有“補課”的必要！
高於本地法律體現淩駕性
香港國安法具有什麼地位？這是判別“黎案”能不能聘用外國律師的關鍵。
迄今為止，涉及香港的法律，僅有兩部法律是由全國人大立法的。一部是香港基本法，另一部是香港國安法。根據憲法規定，全國人大是國家最高權力機關。由此可見，香港國安法的地位僅次於香港基本法，高於香港現行的其他所有法律。
香港基本法允許回歸前的大部分法律保持不變，保留了香港作為普通法管轄區的特色，這體現了“一國兩制”政治制度的巨大包容性。但不能因此而產生錯覺，用普通法的程序和習慣去約束國安法的執行。說得再明白一些，在香港，基本法最大，國安法次之，其他法律都必須遵循這兩部法律規定的原則。
再看看世界各國，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都具有淩駕性地位，各國對於負責此類案件的法官、律師有嚴格規定，案件當事人保釋條件也非常嚴格。許多普通法適用地區也都不允許外國大律師插手相關案件。道理很簡單：國家利益是最高利益，外國律師參與審理，存在巨大風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