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鋒表示，在當前國際形勢的嚴峻挑戰下，我們仍要大力弘揚習近平總書記所提出的總體國家安全觀。他說，中國的事說到底就是兩個統籌，即統籌對內對外關係、統籌發展和安全的關係。因此，在這個過程中，國家安全治理的保障和進一步升級，也是我們走穩、走實現代化道路的一個關鍵指標。
那麼，我們現在所面臨的國際環境的挑戰和壓力有何特殊性？朱鋒做了以下三方面概括。
首先，當今國際戰略形勢嚴峻複雜，多種因素交替叠加，如經濟因素、非經濟因素、地緣戰略因素、非地緣戰略因素，以及新冠疫情、氣候災變等全球性因素的衝擊、挑戰叠加在一起。從1945年二戰結束，世界經歷了22次各種層次的危機，包括經濟危機，能源危機等。1956年蘇伊士運河危機引發的二戰以後第一波石油危機很大程度上是地緣政治問題；到1973年的能源危機，更多的是市場危機，是供應鏈的重組危機；到2008年的金融危機，更多的是美國次貸危機所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但是，今天世界經濟有可能走向新的蕭條時期，而推動蕭條回歸的背後因素往往是經濟與非經濟、金融與非金融以及地緣政治與非地緣政治、地緣戰略與非地緣戰略等多種因素高度叠加在一起。當今世界政治經濟的新變局，它動亂結合的新效應，確實是二戰結束至今，我們從未見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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