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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宏偉 |
趙宏偉：日本的對華友好與對台灣執迷
謝謝王鍵老師的介紹和邀請，感謝中評的各位。王老師把我安排到呂會長後面發言，我感到非常榮幸。我的發言就是給呂會長的發言提供一點論據。下面我就進入題目，我的題目分為三點來談：
第一，中日關係是特殊關係。這裡的“特殊關係”不是說中日友好是特殊關係，中日敵對也是特殊關係。具體來說，中日關係從整體來看存在以下六大基本結構關係：第一，資本主義體制和社會主義體制兩種不同政治體制。第二，日美同盟和巨大中國相互視為威脅。第三，二戰戰勝國與戰敗國。第四，經濟相互依存。第五，兩千年歷史文化一衣帶水、同文同種。第六，近現代民族國家毗鄰地緣關係。不言自明，中日關係的特殊性源於第五、六項；但是前四項亦由此而染上特殊性。中日關係是基於同一文明圈這一地緣政治、經濟、社會、文化關係之特殊關係。
外交是人為國而做，人又是不衹為利而往。上述中日關係六大基本結構置於同一文明圈這一地緣之中，兩國便出現更多的國家利益動機和非利益動機，理性和情念，自覺和無意，合理和不合理等外交選擇，外交過程中表現出各自的外交行動模式，推動中日關係的正面或負面運動，匯成充滿葛藤的歷史過程。地緣特殊關係其正能量是利於促進相互認知，發展友好合作關係；負能量則表現為地緣陷阱，逆反性地破壞雙邊關係——現在就出現了這種情況。
一部中日關係史，最顯著的特殊現象是出現了“友好國民運動”。戰後翌年（1946年）日本民間反戰友好人士成立中國研究所，幾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同齡，1950年先於中國創立日中友好協會，1951年成立現代中國學會，1955年創刊世界首部《中國年鑒》；於1970年代日中友好發展為日本唯一的民間主導全國規模國民運動，推動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後形成日本官民共同推進日中友好。在中國，中日友好運動由國家推動。中日友好發展成為兩國國是，至1992年日本天皇史上首次訪華，兩國官民友好達到最高水平。至此，中日關係堪稱不同政治制度國家友好合作關係的典範。
中日友好是中日關係的特殊一面，兩國外交中存在友好領綱行動模式。1970年代圍繞中日關係正常化，日本市民自發地支持使日中友好發展成為“國民運動”，全國縣市町村幾乎都成立了日中友好協會。1982年由日方提議，兩國政府決定在東京設立“日中友好會館”；日本政府出資20億、日本經濟團體聯合會30億、中國政府5億日元，共同建設並運營，定位是日本外務省外部團體；1985年在東京高超級區域後樂園建成包括辦公樓、賓館、中國留學生宿舍（後樂寮）、日中學院等一套設施的社區。歷屆日中友好會館會長皆由日本國家級退休政治家及退休外交高官擔任。如此規模及政府參與度在日本是前所未有的，譬如在日美之間亦全不存在。在日本，研究日本的國家研究所還是1987年成立的國際日本文化研究所，美國研究所根本不存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