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10月26日電／新結構經濟學把結構的內生性和異質性引進現有主流理論中，其作用有如把沒有結構的一維理論或以發達國家的結構為唯一結構的二維理論擴展為不同發展程度的國家有內生異質結構的三維模型，對新古典經濟學將產生革命性的影響。新結構經濟學將結構的概念引入新古典經濟學中有關經濟運行的所有子領域，都能產生新的見解。這裡舉幾個例子來說明。
貨幣是否中性
主流理論認為貨幣對經濟增長沒有作用，貨幣寬緊只影響物價水平，這樣的結論只在技術不創新、產業不升級或技術創新是外生給定的經濟中才成立，如果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內生化，則貨幣就不是中性。新結構經濟學認為利率的高低會影響企業家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投資的積極性。降低利率，有利於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進而促進經濟發展。因此，貨幣政策並非是中性的，較寬鬆的貨幣政策有利於經濟增長。但是，低利率補貼創新者，將導致收入向企業家傾斜，會帶來收入分配不均的問題。並且，如果貨幣政策過度寬鬆，超過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的可能速度則會導致通貨膨脹，所以，要有一個最適度的貨幣增長速度。由於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的可能速度不同，所以，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最優貨幣增長速度不同。
貨幣政策與流動性陷阱
發達國家的產業在世界前沿，當經濟下行時，需求減少就會出現產能過剩，這時利率政策通常是無效的。因為即使利率很低甚至為負，發達國家產能過剩時仍很難找到好的投資機會，即使有少數新產業(如3D打印、電動汽車)，也不能拉動整個經濟改變產能過剩情形。所以，貨幣政策對刺激投資基本無效，會導致流動性陷阱。但是，發展中國家則不一樣。新結構經濟學認為，在發展中國家，由於產業可以從現有的中低端向中高端升級，即使在衰退和蕭條期現有產業出現產能過剩時，降低利率仍可降低升級成本，刺激企業向短缺的中高端產業投資，從而避免流動性陷阱。因此，在發展中國家，貨幣政策作為宏觀調控的工具比發達國家的運用空間更大。
超越凱恩斯主義的財政政策
很多人反對凱恩斯主義的積極財政政策，擔心出現“李嘉圖等價”（理性人預期到未來政府通過增稅消弭財政赤字，因此為平衡消費，減少現期需求）。但如果引進結構的概念，會發現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運用財政政策的機會和成效也並不完全一樣。經濟增長、產業升級需要完善基礎設施。發達國家的基礎設施較完備，改善老舊的基礎設施可能就是挖個洞補個洞，效率增加不多，運用財政政策確實很有可能出現“李嘉圖等價”。但發展中國家普遍是基礎設施不足，如果政府在經濟蕭條的時候去投資基礎設施，不僅可以增加當下的就業和需求，也能通過消除增長瓶頸，提高經濟增長率，增加政府未來的稅收，以未來稅收的增加來彌補投資基礎設施的財政赤字而克服“李嘉圖等價”。我從2009年2月開始提出超越凱恩斯主義的觀點，結合了周期政策和增長理論，提倡以基礎設施的投資作為反周期的積極財政政策。現在這個觀點已逐漸成為國際主流。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明確提出推進基礎設施建設。
人力資本投資
不同發展階段的技術創新速度和風險特性不同，人力資本的需求也會發生變化，人力資本投資應與發展階段的產業特性和風險特性相匹配。有很多研究證明，人力資本的提高會提高一般人處理不確定性的能力。在發達國家經濟發展有賴於自己研發新技術和新產業，需要高金融資本和人力資本投入，在發達國家金融資本豐裕，不成為增長的瓶頸限制，因此，發達國家對人力資本的投資是決定該國發展的最根本甚至是唯一的因素。但對於發展中國家來說，由於資本所限，無法像發達國家那樣發展資本、技術密集產業，大幅提高人力資本的結果很可能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沒有合適的就業機會，在國內找不到合適就業機會就會到國外就業，造成人才外流；留在國內的人找不到好工作，則會產生很多社會、政治問題。另一方面，孩童階段的學習機會成本低、收穫期長，同時人力資本投資周期長，若等到產業需要升級時再來投資教育可能會來不及。因此，在經濟高速發展的國家，人力資本投資應先於產業升級。
劉易斯拐點和人口紅利
根據劉易斯的二元經濟模型，一個農業社會的剩餘勞動力轉移到製造業會有人口紅利。所以，按此模型，當農村剩餘勞動力都轉移到製造業部門後，就不再有人口紅利。但從本質來看，農村剩餘勞動力向製造業轉移的紅利來自於勞動力從勞動生產率較低的農業轉向勞動生產率高的製造業。現實中製造業並不是一個部門，而是一個無限細分的譜帶，從勞動密集型到各種不同程度的資本密集型、技術密集型，只要把勞動力從附加值比較低的製造業，按照要素積累、禀賦結構和比較優勢的變化轉移到附加值比較高的製造業，就會有人口紅利。除非沒有產業升級的空間，只要有升級空間，就有人口紅利存在。我們在分析問題時，不能簡單運用現成的理論，而是應該直接面對問題，瞭解問題的實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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