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易引發債務危機。上世紀70年代末，為應對國內大通脹，時任美聯儲主席沃爾克急劇拉升聯邦基金利率，直接引爆80年代的發展中國家債務危機，使以拉美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債務高企、難堪重負，經濟經歷了失去的十年甚至二十年。1994年，美聯儲再次進入加息大周期，雖然IMF及時出手，防止了危機蔓延，但仍引發墨西哥債務危機，使其經濟產出2005年才恢復到危機前水平。世界銀行已經警告稱，60%的低收入國家處於債務困境，中等收入國家過去30年支付的償債費用較高，伴隨著美國等主要發達國家央行提升利率，世界可能會走向“發展中國家一代人以來最嚴重的債務危機”。
三是加息引發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經濟衰退甚至社會動蕩。為防止資本外逃和貨幣貶值，部分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不得不被動採取跟隨式加息策略。這將拖累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導致就業崗位損失、債務負擔進一步加重、抗擊新冠肺炎疫情和緩解糧食與能源危機的能力減弱，進而引發系列社會問題。CEPR通過對1965-2016年50個經濟體研究發現，若美聯儲加息100個基點，將導致3年後發達經濟體產出下降0.5%，發展中國家產出下降0.8%。發展中國家將遭遇更大的痛苦和損失。
文章指出，事實上，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以來，歷次經濟與金融危機過後，世界各國都在反思美元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的有效性和代表性問題。美元作為美國的貨幣卻充當全球主要貨幣，美國獲取大量鑄幣稅、匯率穩定、超額金融利潤等“囂張的特權”後，卻沒有承擔全球金融穩定的責任。美聯儲為國內經濟利益，而採取對全球不負責任的貨幣政策，凸顯當前國際貨幣體系痼疾。
每當危機來臨之時，美聯儲就“大放水”，全球經濟體為其行為埋單；每當經濟過熱、通脹來臨之時，美聯儲就“大緊縮”，全球經濟體又不得不忍受“貨幣政策溢出效應”帶來的種種苦難。全球是時候以大破大立的方式推進國際貨幣體系改革了，多極化的平等貨幣格局，才能更符合包括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在內的全球大多數國家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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