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進社會流動的著力點
文章指出，在分析了體制因素以後，就很自然要探尋促進社會流動的政策著眼點和著力點。應該從公共政策的哪些方面出發呢？
第一，促進社會流動要靠改革和制度建設。在目前發展階段上，推進改革可以帶來報酬遞增和真金白銀的改革紅利，這個改革紅利就是消除各種阻礙經濟增長、收入提高、差距縮小和社會流動的體制機制障礙。
按照黨中央確定的2035年基本實現現代化目標，在今後的13年，中國處於一個重要的窗口期。在這個窗口期，深化經濟體制改革、調整社會政策和推動制度建設，對於贏得改革紅利至關重要。這期間，中國正處在人均GDP從12000美元到23000美元過渡的區間。因此，我們希望達到的社會流動性水平，可以與處在相同發展階段的國家進行比較，也就是以人均GDP處於12000美元到23000美元區間國家的平均水平，作為中國的參照系。具體到初次分配、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領域，固然各自都有獨特的職責和作用可以發揮，也需要政策協同發力促進社會流動。
第二，初次分配領域要著眼於生產要素的配置，以及生產要素在各自所有者之間的合理分配。消除城鄉二元結構是該領域最緊迫的改革任務，可以說今後13年是消除城鄉二元結構的重要窗口期。一般而言，隨著人均收入水平、現代化水平和城市化率的不斷提高，農業就業比重會不斷下降。與前述參照國家的平均水平相比，中國城市化率的提高尚有5.5個百分點的差距，農業勞動力比重下降差距則高達18個百分點。
因此，我們需要從兩個方面做出努力。一方面，繼續推進新型城鎮化，同時推動農業勞動力轉移，縮小與參照國家之間的差距。另一方面，還需要縮小中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和戶籍人口城鎮化率之間的差距，讓農民工成為市民，把橫向流動轉化為縱向流動。這樣的話，從供需兩側都可以創造改革紅利。從供給側看，可以增加非農勞動力供給、提高勞動參與率、推動重新配置資源進而提高生產率，這都可以提高經濟增長率。從需求側看，可以通過增加居民收入、縮小收入差距和解除後顧之憂，大幅度擴大消費，確保中國的社會總需求不斷擴大，真正形成龐大的國內市場。
第三，加大再分配力度，需要顯著增加政府社會性支出。在觀察跨國數據時，我們可以看到有一個規律性的現象，也就是說，隨著人均收入水平或人均GDP的提高，政府支出、特別是政府的社會性支出占GDP比重不斷提高。以最早發現這個現象的學者命名，人們一般稱之為“瓦格納定律”。考慮到中國未來13年的發展任務，是實現人均GDP從12000美元到23000美元的過渡，同時一般規律也表明，在這個區間政府的社會性支出比重提高是最快的，因為中國正處於“瓦格納加速期”。順應這個規律顯著擴大社會性支出，才能實現基本公共服務的全民和全生命周期覆蓋這一重要的再分配目標。
第四，第三次分配領域是對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重要補充，個人、企業和社會均可以大有作為。大家都知道第三次分配涉及慈善事業、志願者行動、企業社會責任等等。在這些之外，我想再強調一個內容，即企業的科技向善、創新向善、算法向善，也就是說企業要形成以人為中心的發展導向和經營導向，這是第三次分配中最重要的，但迄今為止或多或少被忽視的一個方面。具體來說，我們需要轉變企業的目標函數，用創新的方式把員工、用戶、供應商、社區、社會和環境，都納入企業的生產函數。這樣，中國的企業發展既可以產生無窮無盡的創意，也能從市場內外獲得回報。
這裡舉一個企業可以促進社會流動的例子。一般認為，20-35歲是人口的生育旺盛期，同時也是人們的核心勞動時間。從中國的情況看，在這個年齡區間，人們始終處於職業的上升期，直到35歲才達到頂點，而在此後通常就進入到下降期。與此同時，這也是個人從事家務勞動幅度持續攀升的時間區間。這就產生了一個職業發展和家庭發展的矛盾，極為拮據的家庭總資源約束，恰恰是中國生育意願不高和生育率下降的重要原因，也是制約就業質量提升的因素，從而影響中國社會流動性的提高。鑒於所謂的“996”工作模式對家庭預算約束的作用，企業在這方面可以大有作為，通過創新向善的安排和助推，能夠讓職工的職業和家庭都獲得正常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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