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後安倍時期”日本涉台政策的可能動向
整體來看，受到安倍去世所引發的日本政治生態“洗牌”尤其是“親台”勢力變化的影響，未來一段時期日本的涉台政策可能呈現出兩大動向，分別體現在中日關係層面與多邊關係層面的不同維度上。
1．在中日關係雙邊層面，日本自身在台灣問題上特別是涉台安全問題上的激進姿態預計將有所收斂，在一定程度上回歸謹慎保守。
安倍卸任首相後，特別是2021年下半年以來，在安倍“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激進表態的“示範激勵”作用下，岸田文雄、麻生太郎、岸信夫等日本核心政要官員也頻繁作出加強軍事介入台海的公開發言和表述，岸田政府還做出了相應“挺台”動作比如首次在防衛白皮書中寫入台灣局勢對日本安保的重要性②。這些涉台姿態突破了1972年以來日本在涉台安全問題上的一貫低調謹慎姿態，某種意義上反映出日本介入台海的新格局。可以說，在安倍的“指導”下，岸田政府涉台政策體現出濃厚的“安倍色彩”，呈現從謹慎保守向大膽激進轉向的“右傾”態勢。
但是，如前所述，岸田及其所領導的“岸田派”原本屬於奉行“和平現實主義”的中間派或者說中間偏右派，其外交理念與涉台認知應該說與安倍尚存在不小分歧。因此，安倍去世後在右翼保守勢力“群龍無首”的形勢下，參議院選舉後內閣權力得到鞏固的岸田，勢必會爭取擺脫安倍及其派系影響，在包含涉台問題在內的對外關係上走出安倍的“指導框架”，形成自身風格的對外政策。實際上，岸田上台後不久就提出了“新時代現實主義外交”的方針，在對華政策方面雖然突出中國安全“威脅”，但也同樣強調與中國的合作面向，更多體現出一種平衡色彩。在就任後的首次施政方針演講中，岸田就闡述了其“新時代現實主義外交”基本方針，關於中國，岸田強調將會堅持應該主張的事項，強烈要求對方採取負責任的行動。但同時也表示要與中國充分進行多次對話、合作，並藉中日邦交正常化50週年契機，爭取建立具有建設性的穩定關係。③
基於“新時代現實主義外交”方針來看，“安倍”效應下一味“右傾化”的日本涉台政策顯然有必要調整。具體來看，岸田政府預計將在日本單獨介入台海特別是軍事介入姿態上進行一定收斂。一方面，儘量減少政府或政府官員在涉台安全問題上的激進表態或單獨行動，並盡可能規制右翼“親台”勢力軍事介入台海的一些激進言行舉動；另一方面，更多在公開場合強調遵循“一中”原則的聲明，並利用中日恢復邦交50週年契機做出一些友好表態或行動。總體來看，“後安倍時期”岸田政府可能意圖通過收斂姿態降低中日關係中台灣問題的敏感度，這不僅能降低對台海風險攀升的刺激，減輕其安全擔憂，而且能促進中日合作利益的維持與發展。這在某種程度上正符合岸田“新時代現實主義外交”方針下對中國既有安全擔憂又有接觸合作意願的兩面思維。此外，儘管日本一些涉台激進姿態可能將有所收斂，但在日本政治整體右傾化的背景下，加之安倍去世引發的右翼情緒“回潮”所影響，不難推測日本在對台高層往來等領域操弄一些小動作仍然可能發生。
2．在牽涉美國等勢力的多邊關係層面。受到內部安全共識凝聚與外部美國“聯盟制華”的雙重作用，岸田政府預計仍然會繼續扮演美國聯合盟友“以台制華”的“先鋒”與“主力”的角色，在美日同盟或其他多邊框架下大力配合美國來積極介入台海。
當前，某種程度上而言，源於周邊不確定性環境帶來的所謂“安全威脅”感知的增加，日本朝野加強安全能力的共識已呈現一定凝聚跡象，這種強調安全的共識凝聚發端於特朗普時期中美競爭加劇的形勢，在俄烏衝突後則快速發酵成熟。首先，可以看到越來越多的日本官員開始大肆渲染地區安全焦慮與安全威脅，進而鼓吹加強自主安全能力。同時，民調顯示日本民眾對安全的關注度達到新高度。《朝日新聞》5月份進行的一項民調顯示，64%的受訪者認為日本應該加強國防能力④。來自日本放送協會(NHK)的民調則反映，支持日本獲得“對敵基地攻擊能力”的人從2020年的40%左右增加到2022年的55%⑤。
在內部安全共識凝聚的朝野氛圍下，日本對中國的所謂安全“威脅”認知應該說有所凸顯，加之美國大力聯合盟友共同推進“以台制華”的外力激勵，雖然岸田政府有意克制日本官方尤其是右翼保守勢力“單獨”在軍事介入台海上的激進姿態，但岸田同樣存在一定程度的“以台制華”意願，不會放棄操弄涉台問題來謀求安全突破。不過也應該看到，對於日本而言，鑒於其自身安全能力有限，若是單方面過度介入，不僅無法緩解其所謂“安全困境”，反而可能會直接抬升其安全風險。佩洛西訪台引發的台海波動也在某種程度上進一步強化日本自身在涉台安全問題上的謹慎姿態。而如果緊密依靠美日同盟，通過多邊涉台操弄，在日本方面看來不僅風險更低，且更有利於其謀求自身安全感與安全能力的提升，展開來分析可能存在兩點考量：其一，積極在涉台問題上向美國看齊靠攏，有助於換取美國關於日本“周邊”以及台海地區安全保證的更多承諾與實質行動。其二，在美日同盟及其他一些針對中國的多邊框架的庇護下，右翼保守勢力也更“便於”大膽操弄涉台問題尤其涉台安全問題來借船出海，通過炒作台海安全風險來拉升民意安全關注度，進而推進自主防衛能力的提升。
最後，預期未來岸田政府拉攏或配合美歐等共同操弄涉台問題的具體舉措主要包括：促進美日同盟或者其他多邊機制聯合聲明涉台安全關切的常態化，以及涉台聲明論調的尺度突破；以各種形式推動“美日台三邊”安全對話交流的頻次；組織或參與鼓推台灣參與重要國際組織及相關活動的聯合行動；推動美日歐與台灣地區的多邊串聯，構建針對中國大陸的半導體圍堵網。
基金項目：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一般項目“冷戰以來美日干涉我國台灣問題的共識、分歧及其聯動機制研究”(20YJCGAT001)；廣東省哲學社會科學涉台研究專項“俄烏衝突下日本追隨美國介入台海的新動向及其對策分析”
註釋：
①黃繼朝：《拜登“印太戰略”下日本涉台政策“聯盟化”態勢及其限度》，《閩台關係研究》，2022年第1期，第41頁。
②日本防衛省.2021年版防衛白皮書.東京：日本防衛省，2021.
③日本首相官邸,《第208屆國會上的岸田內閣總理大臣施政方針演講》，2022-01-17，https://www.kantei.go.jp/jp/101_kishida/statement/2022/0117shiseihoshin.html，瀏覽時間：2022-07-25。
④朝日新聞民意調查數據，https://www.asahi.com/politics/yoron/report/，瀏覽時間：2022-07-27。
⑤NHK選舉WEB, https://www.nhk.or.jp/senkyo/shijiritsu/archive/2022_05.html，瀏覽時間：2022-07-30。
作者簡介：黃繼朝，深圳大學社會科學學院特聘研究員，助理教授。研究興趣主要為兩岸關係、涉台外交以及東亞國際政治。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2年9月號，總第297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