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由於高離婚率，傳統的核心家庭正在瓦解，許多孩子開始在其他地方尋找他們的榜樣，通常是在大街上與他們有著同樣困惑的同齡人。來自這種破碎家庭的孩子將更有可能犯下發生在自己周圍的罪行，特別是在他們不能意識到自己的行為會產生怎樣的後果時。
警察的缺失
另外，警方和法庭也缺乏足夠的手段來懲戒這些青少年。
雖然早在喬治·弗洛伊德於2020年被警察跪殺之前，青少年犯罪就已呈上升趨勢，但人們對這一社會現象的態度在美國內亂中發生了明顯的變化。許多城市為了安撫憤怒的抗議者，不僅開始削減警察部門的預算，還減少了警察數量。
在抗議活動最激烈的時候，西雅圖市甚至允許抗議者建立他們自己的無警察區，被稱為“國會山自治區”。隨後人們開始遭到槍擊，抗議者便自己取消了這場無政府狀態的實驗。儘管已經吸取了慘烈的教訓，但沒有警察作為“和平捍衛者”的大城市也能正常運轉的觀念，已經在全美各地扎根。因此，美國年輕人失去了生活中兩個關鍵的權威人物——父親和警察。
此外，不僅媒體為“和平抗議”辯護，好萊塢名人也熱切地為這些年輕罪犯支付保釋金。所有這一切都向美國的年輕人釋放了一個明確的信號，那就是他們的犯罪行為除了大部分積極作用外，不會有多少後果。那麼，對於那些很小就沒了主要引導來源的孩子來說，還有什麼希望呢？
沒有父親和其他權威人物在他們的生活中出現，美國孩子將被迫在生活中盲目尋找出路。由於每個國家的未來都掌握在年輕人手中，這對美國來說可不是一個好兆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