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8月17日電／在百年變局叠加世紀疫情、地緣政治加速經貿格局重塑的背景下，初級產品供應不暢或缺口加大，給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帶來不利影響。正因為此，牢牢守住新發展格局的安全底線，牢牢掌握發展的主動權，對於中國經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也容不得半點閃失。
當前，我國初級產品的進口依存度已處於比較高的水平，部分產品的進口依存度還處於上升通道，有必要從價格形成的角度重新考量初級產品供給的安全性、穩定性等問題，加快完善科學公允的初級產品進口價格形成機制。祗有掌握了國際初級產品的定價權，我們才能在進出口市場上進退自如，才能有效捍衛中國企業的合法利益，保障中國經濟平穩有序運行，但要做到這一點，仍有很長的路要走。
價格上漲存隱憂
今年以來，國際原油價格最高衝至140美元/桶關口。與此同時，鐵礦石價格也不甘示弱。
近年來，伴隨著我國外向型經濟的快速增長，初級產品進口占我國全部進口的比重呈上升態勢，特別是2016年後，這一態勢出現加速攀升。截至2021年12月，我國進口初級產品占進口的比重約為36.3%，連續6個月保持在36%以上。從貿易額看，我國初級產品的貿易逆差也持續處於歷史高位。這其中，固然有進口數量增加的原因，但初級產品價格上漲的因素同樣不容忽視。
如果把時間軸拉回到本世紀初，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全球大類初級產品的價格從2002年起，就開始呈現上揚態勢。其中，食品和農產品的價格漲幅相對較為平緩，而礦產品、原油等價格則漲幅明顯。對於中國進口額最大的原油、鐵礦石、銅材、大豆等四種初級產品來說，進口價格也基本保持了同步走勢。
對於近20年來全球初級產品價格持續大幅上漲的原因，有分析認為主要有四方面因素：一是“需求因素”，全球經濟從上世紀末期的經濟衰退中逐步復甦，經濟增速反彈加大了對初級產品的需求；二是“中國因素”，來自中國的市場需求一定程度上拉大了對全球初級產品的需求，也帶動價格的上漲；三是“供應商因素”，國際初級產品供應商利用自身的寡頭壟斷地位大幅提價，推升了市場行情上漲；四是“投機因素”，一些國際投資者和市場游資利用大宗商品期貨行情進行投機炒作，人為放大了初級產品價格的波動幅度。
從國際初級產品市場的演變進程看，上個世紀70年代，全球初級產品價格曾經走出過類似的上漲曲線，而到了80年代和90年代，這條價格曲線總體呈下行態勢。彼時，中國開放的大門才剛剛打開，中國經濟發展還處於“摸著石頭過河”的初期，對全球初級產品的需求還較為有限，總體看此輪初級產品的價格波動對我國經濟的影響並不明顯，相對較低的初級產品價格，一定程度上還有助於夯實我國外向型經濟的發展基礎。
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推進，中國經濟憑借其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長，迅速扮演起東亞乃至全球增長引擎的角色。特別是進入本世紀以來，中國對初級產品的大量進口，已成為帶動日韓、東南亞等周邊國家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2021年，全球貿易收穫了少見的“大豐收”景象，據聯合國貿發會議報告顯示，2021年全球貿易額28.5萬億美元，再創歷史新高，同比增長25%，較2019年增長13%。
大部分專家認為，2021年全球貿易的喜人增勢，主要得益於大宗商品價格的上漲、部分國家對防疫限制政策的放寬，以及經濟刺激政策引發的需求復甦。事實上，初級產品占據著全球大宗商品的大頭，諸如原油、金屬和穀物等價格的普遍上漲，一定程度上推高了全球進出口貿易總額。據報導，截至今年1月底，路孚特/核心大宗商品CRB指數同比上漲46%，為1995年以來的最大漲幅。在22種主要大宗商品中，9種商品的價格年漲幅超過五成，其中咖啡上漲91%，棉花上漲58%，鋁上漲53%。
中國作為對全球貿易貢獻最大的國家之一，初級產品價格大幅上漲帶來的影響無疑也是最大的。從宏觀層面看，初級產品價格的持續上漲，給中國經濟穩健運行帶來了負面的外部性衝擊。特別是進口價格的上漲，壓縮了我國企業的利潤空間，造成了我國經濟增長基礎的弱化。這實際上構成了經濟學上常提及的“貿易條件惡化”。從近年來我國進出口情況分析看，貿易條件惡化的趨勢依然存在，部分領域甚至還有加劇的態勢。在進出口領域，我們常聽到一些外貿企業抱怨“辛辛苦苦幹一年，到頭來卻不賺錢”，不少就與貿易條件惡化緊密相關。
此外，初級產品價格的持續上漲，還給我國經濟運行帶來了輸入性通脹的壓力。今年全國兩會《政府工作報告》中，增加了“輸入性通脹壓力加大”的表述。中國經濟已深度融入進世界經濟，國際大宗商品特別是初級產品價格的上漲，客觀上加大了國內輸入性通脹壓力。如果我們不能加以妥善應對，勢必對我國宏觀調控的效果產生不利影響，甚至成為引發經濟滯脹的直接導火索，對此，我們決不能掉以輕心。
定價權瓶頸待突破
在國際初級產品市場上，有兩種現象十分耐人尋味：一是“中國買什麼，什麼就漲價”，二是“中國企業總是選擇在價格高位買進來”。
前者，可以理解為需求增加導致了價格上漲，屬於市場使然；後者，顯然是不合情理的，其背後的真正邏輯是“因為你要買，所以我才漲”。事實上，“被漲價”意味著定價權的缺失，意味著我們不僅沒有獲得與進口份額相匹配的初級產品定價權，相反，旺盛的“中國需求”反倒成了挾制中國的籌碼，讓中國頻頻成為國際賣家“狙擊”的對象。
城市化、工業化進程引發的旺盛需求，以及中國在某些初級產品儲量上的相對匱乏，讓中國已連續數年成為全球初級產品市場上最重要的買家之一。然而，中國身為全球初級產品的最大買家，卻不掌握初級產品的定價權，這顯然有悖於市場經濟條件下國際經貿往來的公平原則。這個不對稱如不能打破，合理的價格形成機制就不能實現，初級產品供給的風險就不會消失。
與此同時，中國在初級產品的出口上，也有著類似的遭遇。以稀土為例，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稀土出口國，從1990年到2007年之間，中國稀土的出口量增長了近10倍，然而，令人難以置信的是，中國稀土出口的平均價格卻被壓低到當初價格的64%。自己占據絕對優勢的資源類初級產品，為何價格同樣也要受制於人呢？
目前，包括初級產品在內的全球大宗商品交易主要有兩種定價機制：一是對成熟期貨品種與相關期貨市場的初級產品定價，主要參考全球主要期貨交易所的標準期貨合同價格來確定。比如，芝加哥商品交易所(CBOT)的大豆合約價格、美國紐約交易所(NYMEX)的石油合約價格、倫敦金屬交易所(LME)的銅合約價格等。二是針對尚無廣泛認可的期貨品種和期貨市場初級產品，其價格主要由交易雙方每年通過談判達成。比如鐵礦石的亞洲基準價格，過去都由全球三大鐵礦石供應商和日本鋼鐵公司在每年4月之前通過談判後達成。
在現代市場體系中，期貨市場具有價格發現、風險轉移和提高市場流動性三大職能。期貨市場之所以能夠發揮價格發現功能，是因為這一市場開放而又參與者眾多，各類信息都能及時為市場參與者所接收並據此估計期貨價格的變動，單個市場參與者估計資產價格的偏差通常無礙於其整體估計的準確性。也就是說，無論紐約還是倫敦及芝加哥，都由於其充分發育的報價、交割、合約標準以及其他一系列體系支撐，幾乎壟斷了相關定價權。以石油為例，全球油價並不產生在石油輸出國組織歐佩克的會議桌上，而是產生在紐約和倫敦的“紙桶”市場上，期貨市場上石油炒家對油價的影響力甚至超過海灣國家的石油部長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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