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觀地說，隨著內地開放水平的全面提高，無論航運還是貿易，香港在中國的整個產業鏈中的重要性下降了。特殊的政治條件對香港支柱產業的塑造，也隨著特殊政治條件的改變而弱化了。香港對國家整體戰略的影響，有越來越單一化的趨勢，金融服務業目前基本上是一枝獨秀。
第三，中美進入極限相持階段。美國精英層很明顯已經形成共識，即未來唯一可能動搖美國世界第一地位的衹有中國。
我2019年11月參加一個研討會的時候，就以“極限相持”為標題描述中美之間已經展現的狀態。所謂極限相持，簡單而言，就如同兩個長跑選手，在靠近終點且難分勝負的時候，纏鬥是最激烈的：因為雙方都有機會，所以都會將自己的能量發揮到極限，極盡所能壓制對方。
在這個勝負尚不明朗的“極限相持”的階段，雙方的爭鬥欲望最強，也是最容易出現衝撞等意外的階段。衹有當雙方分出高下、拉開距離，這種“極限相持”的強度才會下降。而西方領導世界幾百年的歷史終結者很可能是中國，參與“極限相持”階段纏鬥的將不僅僅是美國，美西方聯手遏制中國復興的態勢也很明顯。
第四，香港作為金融中心的地位進一步凸顯了。香港在國家經濟中所佔的份額變了，高度有利於航運與轉口貿易的國際環境也變化了，中美之間的競爭強度提高也不可避免地影響香港。而在香港的航運中心和轉口貿易中心弱化、香港的房地產市場與內地沒有太大直接關聯的情況下，香港作為金融中心的地位反而更加凸顯。
第五，香港工業化的條件改變了。以2002年摩托羅拉關閉香港工廠為標誌，香港失去了向高端製造業發展的最後機遇。空心化使香港參與第二次工業革命水平的產業無以為繼。
就目前的人力資源水平與人工成本看，香港再工業化的機會微乎其微，衹能通過融入大灣區來實現改善。
第六，美英打壓香港的心態更加強烈。由於在目前的政治環境下，美英等境外政治勢力對香港已經難以置喙，“攬炒”的心態應該會更加強烈；而對接受中央全面管治的香港而言，如何加強建設以實現“長期繁榮穩定”，就成為更加迫切的任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