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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局:混合戰爭與歐洲秩序的新特點
http://www.crntt.hk   2022-07-24 00:10:12
 
  三、環歐洲“動蕩之弧”的形成與歐盟內部秩序的隱憂

  冷戰結束之後,歐盟在新的歐洲秩序創建中扮演了核心性的角色。2003年,即將完成最大一輪東擴的歐盟自信地宣稱:“歐洲從未如此繁榮、安全和自由。20世紀上半期的暴力已經遠去并讓位於歐洲歷史上史無前例的一個和平與穩定的時代。歐盟的創立在這種歷史發展中居於中心地位。……歐盟的成功擴大使創造一個統一與和平的大陸的前景日益變為現實。”但是自2008年以來,歐洲周邊地區連續遭遇各類危機,尤其是嚴重的非傳統安全問題頻發,此起彼伏,不斷向歐盟內部擴散。2022年初,俄烏戰爭爆發,歐盟面臨冷戰結束以來最大的安全挑戰。歐盟作為世界力量的重要一極,周邊安全困境和俄烏戰爭為它在塑造新歐洲秩序乃至全球格局中發揮作用造成了重大牽絆。

  近十幾年來,一些重大的國家間衝突、內戰、社會失序、難民潮、恐怖主義等幾乎都發生在歐洲的周邊,歐盟已經處在一個“動蕩之弧”的包圍中。在歐盟南部,突尼斯2010年爆發“茉莉花革命”,隨後在北非、中東引發連鎖式的所謂“阿拉伯之春”。2011年利比亞發生內戰,法、美、英等空襲利比亞,卡扎菲倒台,利比亞陷入長期混亂。埃及也爆發騷亂,政局動蕩。在東南方向,2011年叙利亞內戰爆發,歐美國家積極介入,支持反對派,“伊斯蘭國”崛起,出現大規模難民潮。歐盟與一些北非、中東鄰國之間,由於干涉、難民、恐怖主義等問題,產生了嚴重的不信任甚至對立。2022年的俄烏戰爭使歐洲大陸在傳統安全問題上形成新的對抗和分裂,從歷史緯度看,實際上這衹是自2008年以來導致歐洲周邊安全陷入困境的又一重大事件而已。

  圍繞歐盟南部和東部的“動蕩之弧”,讓歐盟窮於應付,耗費了大量資源和精力。由“動蕩之弧”產生的難民危機、治理危機和恐怖主義源源不斷擴散到歐盟,衝擊著歐盟內部秩序。非法移民和恐怖分子在歐盟內部、申根區內享有“自由流動”便利,衝擊了申根系統和歐盟安保體系。這導致歐盟內部出現了“再邊界化”傾向,威脅到了歐洲一體化最核心的成果——“自由、安全、公正”的內部空間,使一體化面臨倒退的風險。俄烏戰爭爆發至今,已經有400多萬人離開烏克蘭,絕大部分前往歐盟國家尤其是波蘭、斯洛伐克、羅馬尼亞等東部成員國。美國2022年分配給歐洲的難民名額僅為1萬人,英國在接受烏克蘭難民問題上也謹小慎微,所以大部分難民還將留在歐洲大陸。這將是“二戰”後歐洲內部爆發的最大規模的難民危機。歐盟計劃為所有入境的烏克蘭難民提供三年的居留許可。短期來看,歐盟成員國對於烏克蘭難民持開放態度,但是隨著人數越來越多,歐盟的容納能力和社會承受能力都將面臨考驗。

  周邊安全危機帶來的難民和恐怖主義危機,與歐元危機、債務危機、經濟衰退、新冠疫情危機等相叠加,引起“疑歐力量”的大幅增長。俄烏戰爭則給歐盟帶來更大的衝擊,難民問題、能源安全、供應鏈安全、通貨膨脹等使歐盟面臨新的挑戰。英國脫歐以及法、德、奧地利和意大利等國極右翼政黨的崛起,都是歐盟內部秩序面臨危機的徵兆。歐盟內部秩序不穩、一體化進程受阻,反過來會進一步削弱歐盟在周邊地區的行動能力、干預能力以及“歐盟模式”的吸引力。

  四、歐盟、北約重心留在歐洲與俄羅斯更加面向東方

  俄烏戰爭的另一個後果是,歐盟、北約的力量重心被迫留在歐洲,美國誘導它們關注印太地區的企圖遭遇了現實障礙,而俄羅斯在對外關係上則會進一步向東方國家靠攏。拜登政府繼續把對外力量集中在印太,同時實行對俄羅斯、中國“雙施壓”的政策。日美同盟是美國印太地區安全體系的核心支柱,但是隨著中國、印度、東盟等新興力量崛起,美國日益感到日本力量有限。歐盟是印太區域以外最具實力和影響力的一支力量,其經濟、科技和政治影響力都遠超美國其他印太盟友。所以美國有意引導歐盟關注印太地區。歐盟主要成員國如法國、德國、荷蘭都已經推出了各自的印太戰略,歐盟則在2021年正式通過了《歐盟印太戰略》。同時,大部分歐盟國家都是北約成員,北約構成跨大西洋安全合作的中樞性平台力量,北約的總體軍事能力、成熟的協調指揮機制都是美國在印太各種安全機制無法比擬的。引導北約力量向印太傾斜,并通過北約加強歐美在印太地區的合作,是美國印太戰略的一個重要抓手。在此背景下,北約的“亞太化”傾向增強,2021年6月的北約峰會首次把中國列為“制度性威脅”,提出北約關注的戰略範圍要擴展到印太,并積極應對印太大國的崛起。

  但是,俄烏戰爭爆發後,美國和北約的首要任務是把重要的政治資源和軍事資源投入到歐洲東翼,向烏克蘭提供更多軍事裝備,因此短期內美國實質上無法將戰略重心完全轉向印太。美國面臨在歐洲和印太“兩綫作戰”的窘境,雖然美國一再聲稱戰略關注重心不會從印太尤其是中國轉移,但是俄烏戰爭在現實層面迫使美國不得不把注意力放在歐洲,很大程度上牽制了美國從歐洲撤出資源轉向印太的計劃。對於歐盟和北約而言,周邊“動蕩之弧”的形成、俄烏戰爭、歐俄對抗的長期化等這些迫切問題,要求它們必須把注意力和資源集中在歐洲。如果美國將戰略重心完全轉向中國周邊,會從歐洲撤出更多軍事資源,降低歐洲在安全上所能獲得的保護,這是歐洲國家要極力避免出現的情況。因此,歐洲會繼續向美國盟友強調,歐美安全戰略合作的主要目標仍是防衛歐洲和應對俄羅斯。

  俄烏戰爭把俄羅斯進一步“推離”西方,迫使俄羅斯更加關注東方國家。在嚴厲制裁下,俄羅斯與歐盟、美國等主要西方國家的關係基本中斷,尤其是金融、貿易、技術、文化等的交流在短期內不會得到恢復,俄羅斯“融入歐洲”的步伐被迫停止。相反,中國、印度、巴基斯坦、東盟等都采取了不同於西方的對俄政策,保持著與俄羅斯的正常關係。例如,印度拒絕譴責和制裁俄羅斯,并增加從俄羅斯的石油進口,計劃建立盧布與盧比之間繞過美元的支付機制,一再強調維持與俄羅斯的“天然盟友”關係。中俄新時代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也沒有受到俄烏戰爭的影響。這些都是俄烏戰爭後俄羅斯在國際舞台上需要的外交和經濟資源。為突破制裁,對衝因為與歐美斷絕關係造成的損失,擴展國際生存空間,俄羅斯會將目光進一步投向亞洲,在對外戰略、能源、技術、貿易和多邊區域組織等方面與東方國家展開更廣泛的合作。

  結論

  在俄烏戰爭面前,歐盟曾經宣稱的“創造一個統一與和平的大陸的前景”,不再那麼明朗。俄烏戰爭重新把歐洲拖回到“霍布斯的叢林世界”。俄羅斯通過傳統的軍事手段使歐盟認識到,地緣政治安全博弈依然主導著整個歐洲秩序,俄羅斯和美國才是歐洲安全秩序的真正終極決定力量,歐盟僅是一個次要角色。俄羅斯也通過特別軍事行動這種激烈的方式向歐盟和北約表明,試圖將俄羅斯排除在外的任何歐洲安全秩序設想都是不現實的。但是俄烏戰爭又在事實上進一步造成了歐俄對抗的長期化和歐洲大陸的再一次分裂,建立一個平衡、包容性的歐洲整體安全框架的設想在短期內更加難以實現。對於歐盟而言,衹有在對俄政策上采取更加務實的政策,降低價值觀色彩,把安全與穩定利益放在首位,才能逐步穩定失序的歐洲東部,進而恢復危機不斷的歐盟內部秩序,并真正鞏固一體化帶來的歐盟內部的“永久和平”成果。

  參考文獻:

  (1)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Eruopean Neighbourhood Policy Strategy Paper,” Brussels, 12.5.2004, COM(2004) 373 final.

  (2)European Council, “European Security Strategy - A Secure Europe in a Better World,” December 2003, https://europa.eu/globalstrategy/en/european-security-strategy-secure-europe-better-world, 2022-04-11.

  (3)European Union: “A Strategic Compass for Security and Defence,” https://eeas.europa.eu/sites/default/files/strategic_compass_en3_web.pdf, 2022-04-10. 

  (4)“Macron Urges Europe to Boost Strategic Autonomy within NATO,” http://www.xinhuanet.com/english/2021-02/20/c_139753367.htm, 2022-04-08. 

  (5)Derek Averre,“Competing Rationalities: Russia, the EU and the ‘Shared Neighbourhood’,”  Europe-Asia Studies, Vol. 61, No.10, 2009.

  (6)Josep Borrell, “The Sinatra Doctrine. How the EU Should Deal with the US—China Competition,”  Istituto Affari Internazionali(IAI) Papers, 24 Sep., 2020.

  (7)Judy Dempsey, “Is the European Neighbourhood Policy Doomed?”Carnegie Europe, 20 May, 2015.

  (8)Usula C. Schr.der,“The EU Security Sector Reform Agenda: Between Democratic Security Governance and Internal Security Interests,” Sicherheit und Frieden, Vol. 32, No. 2, 2014.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2年6月號,總第29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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