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中美綠色低碳合作的障礙和風險
在碳中和目標下，中美綠色低碳合作具有廣泛的共識和利益基礎。不過，在當前中美關係復雜多變的大背景下，尤其是經歷了特朗普政府以來的一系列衝突和矛盾，不可忽視的是，中美在綠色低碳合作中還存在諸多的風險和障礙，這些將對未來的中美綠色低碳合作帶來一些不確定性。
首先是中美關係變化帶來的政治性戰略風險。從國際實力結構看，美國作為世界上占主導地位的國家，在國際格局中擁有一極的地位。從某種意義上說，目前的國際體系是一種準單極結構或曰“一超多強”的結構。儘管美國的霸權地位顯現出弱化趨勢，但這種弱化或“美國的衰落”不是絕對的而是相對的，即美國的絕對實力依然在上升，並且在未來至少20年內仍擁有超級大國地位⑧。但由於中國實力增長的速度快於美國，因此中美兩國之間的實力差距處在不斷縮小的過程中，並且中國的國際影響力在其他領域也在持續擴大。在此背景下，美國戰略界自奧巴馬政府後期開始逐步形成集體遏制中國的共識，認為中美競爭性大於合作性的聲調開始成為主流，並在特朗普政府時期不斷出現的各種衝突和矛盾中集中體現，對中美關係的大局產生延續至今的持續負面影響。在特朗普政府執政時期，中美雙邊能源對話機制和各種交流活動出現停滯甚至中斷，《中美能源和環境十年合作框架》等合作協定在到期後不再續簽或終止，中美聯合成立的中美清潔能源研究中心等機構也基本停止活動，一些合作項目也停止運營。
拜登政府上台後，儘管在對華的戰術上與特朗普相比有些差異，但在戰略上表現為基本延續特朗普的對華戰略，也有稱其為特朗普對華遏制戰略的2.0版本。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在關於對華政策發言中曾表示，美國認為，“與中國的關係具有競爭性，但也需要在可能之處進行合作，並在必要時進行競爭。”在拜登政府發布的《臨時國家戰略安全報告》中，就將中國稱為能夠在外交、軍事、經濟、技術等各領域與美國展開全面競爭的所謂“體系性大國”。美國國會還一致通過了《2021年戰略競爭法案》，目標直指中國。在亞太戰略上，拜登政府不僅繼承了特朗普時期提出的“印太戰略”，繼續強化美日印澳的“四國機制”，新組建美英澳三方安全夥伴關係（AUKUS），不斷拉攏亞太地區盟國和其他國家，試圖構建起遏制中國的亞太版“北約”。
氣候變化與清潔能源等領域的綠色低碳合作，誠然是中美關係中具有積極意義的合作領域。然而在中美競爭和博弈態勢日益上升的大背景下，綠色低碳合作作為中美關係中的一個次生領域，將不可避免地受到中美兩國關係大局的影響。當中美關係平穩發展時，兩國在綠色合作表現得較為順暢；而當兩國關係發展遭遇危機時，雙方在該領域的合作很難不被波及。中美雙方在有關綠色低碳合作領域還存在相互認知風險。美國的一些學者和企業界人士就依然認為中美在綠色低碳領域更多的是一種競爭性的零和博弈，中美雙方在戰略上的保證不足以判定在綠色低碳合作中一定會成為夥伴，而有可能是一種“競爭—合作”並存的競合關係。並且在中美綠色低碳合作中，美方或有意通過一些合作，達到以國際規則對中國實現規則鎖定的“規鎖”目標和效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