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綠色低碳合作或可成為中美關係的重要“穩定器”
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能源消費大國和碳排放大國，中美在能源和環境等問題上都面臨著共同挑戰。根據國際能源署的數據顯示，目前中美兩國每年向大氣排放溫室氣體的總量加起來占全球40%以上。中國是目前世界上單位GDP碳排放量最大的國家之一，預計到2035年將占全球新增碳排放的58%。而中國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大量的燃料消耗導致溫室氣體排放激增，對自身環境也帶來一些問題。美國也存在同樣問題，其在工業革命以後的燃料消耗以數萬億噸二氧化碳的排放總量位居世界第一。這些使得中美雙方都在節能減排、保護環境和應對氣候變化問題上存在共同利益和目標。
共同利益是國際合作的基本前提。國際社會的突出特徵是無政府狀態，即缺乏一個中央權威對各成員和行為體進行有效管控。在無政府狀態下，由於國家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行為體，為謀求自身的生存與發展，使國家對外行為的重要特徵表現為實現國家利益最大化。但由於國家利益目標是復雜多變的，尤其是在全球化時代，國家利益往往超出一國範圍，一國往往無法完全通過自身行動得以實現，而各國的各行其是反倒容易形成“囚徒困境”。各國在某一領域雖有共同目標以促成合作，但該目標與其他利益之間的關聯性也必須考慮。此時當國家發現通過與他國進行政策協調可避免衝突、增加收益時，會表現出合作願望，形成合作第一步。而一旦合作意願達成，國家間在後續行動中的積極性和可能性也越高，這種合作的最佳狀態是形成合作的集體身份。而“集體身份一旦形成，行為體就會把對方的得失視作自己的得失”。⑥
影響集體身份認同形成的主要變量有相互依存、共同命運、同質性和自我約束。相互依存度越高，形成集體身份的可能性也越大。中美兩國共同面臨著重大的能源安全挑戰，在國家安全、經濟利益、共同應對氣候變化、保護生態環境上都擁有較多的共同利益，這成為中美開展綠色低碳合作的基礎和一致性目標，並形成某種意義上的“集體身份”。中美在《中美能源和環境十年合作框架下的綠色合作夥伴計劃框架》、《綠色合作夥伴計劃實施方案》、《中美關於能源安全合作的聯合聲明》、《中美綠色合作夥伴四方協議》、《中美氣候變化聯合聲明》、《中美應對氣候危機聯合聲明》等多個聯合文件中都強調，中美在保障能源安全方面具有共同利益和責任，同時也面臨著共同挑戰。兩國政府將繼續在開展能源供應多元化、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穩定國際能源市場等方面加強合作，同時在應對氣候變化和促進綠色發展中做出大國貢獻。
根據目前的研究表明，隨著碳排放等導致的全球氣溫不斷上升和極端天氣的頻繁出現，未來的五年將對人類能否控制氣候變化至關重要，國際社會在集體應對氣候變化問題上的迫切感也日趨強烈。氣候問題作為一個不分國界的全球性公共問題，在拜登時期或可成為中美合作的一個“穩定器”和“最大公約數”。中美兩國之間的綠色低碳合作具有長期的基礎，從1979年建交後至今，中美共簽訂了幾十個雙邊合作協定，確立了能源節約與能源效率、可再生能源、碳捕捉與儲存、可持續運輸（包括電動車輛）、智能電網、清潔能源技術研發等多個重點合作領域。經過40多年的發展，已基本建立起政府、企業、官民一體、非政府組織和多邊的多層次多渠道溝通與合作，合作機制約束力從弱到強，對話涉及話題和範圍由少到多，並逐漸深入。不過，在特朗普執政時期，在中美關係不斷出現衝突的大背景下，中美綠色低碳合作幾近停擺，相關領域的合作進入低潮期。拜登政府上台後，將氣候變化議題列為中美合作的重要議題之一，並派出氣候問題特使約翰·克里數次訪華，與中國就氣候變化合作問題進行溝通與交流。中美兩國都希望通過在眾多領域加強合作，包括工業和電力領域的脫碳政策、措施與技術，增加可再生能源，發展綠色和氣候韌性農業，節能建築與綠色低碳交通等，共同推進巴黎氣候協定的進一步實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