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它對複雜人性進行了深入挖掘和真實表現。作為一部現實主義力作，《人世間》客觀真實地描摹了廣闊而豐富的現實社會圖景，塑造了“典型環境中的典型性格”（恩格斯語），在揭示人性的複雜性和人物性格的多面性方面，更是作出了極大努力。統觀全劇出場的上百個人物，幾乎找不出一個真正的壞人，即便是“殺人犯”塗志強、“強姦犯”駱士賓、“流氓團夥頭目”水自流、“貪官”龔維則和姚立鬆這類形象，也沒有像我們慣常看到的影視劇中那樣被蓋上“反面人物”的印戳，其實“壞人”也有善良的一面，也有溫情的時刻。反觀“正面人物”，也不一定都是正大無私、光明磊落的，這一點從對郝省長、金月姬、周蓉、馮化成等人物的描寫中可見一斑。該劇塑造人物的這種方式，使得劇中形象大都比較立體豐滿，更加真實而有深度，表現出創作者對社會人生的細致觀察和深入思索，體現了真正的現實主義精神。
最後，它展現了深沉博大的悲憫情懷。古今中外許多作家都說過相似的話：悲憫情懷是文學存在的理由。偉大的文學藝術家對人生苦難有一種己溺己饑之感，對世間生命懷有深切的同情、悲憫和博大深沉的愛。這種悲憫情懷在文藝作品中最直接、最顯著的體現，是對底層小人物命運的關懷。在《人世間》中，周家三兄妹中最“沒出息”且兩次入獄的周秉昆、生活極端困難又慘遭強姦生子的鄭娟、身患絕症不願拖累妻兒臥軌自殺的孫趕超，就是這樣的小人物，他們的悲慘遭遇令觀眾一次次扼腕垂淚，甚至有觀眾意難平到揚言要棄劇。然而，正是在這些被生活虐了一遍又一遍的平凡小人物身上，我們更加強烈地感受到了生命的熱力和人性的高貴。世間真正的美好多是長在苦難上的花朵，從某種意義上說，周秉昆們的人生遭際有多麼苦難，他們的生命之花就有多麼燦爛。悲劇元素的價值正在於此，這是創作者賦予劇中人物的深沉情感和獨特意義，這也是藝術的力量，同時千萬不要忘記：藝術的真實不等於生活的真實。
當然，電視劇《人世間》也並非盡善盡美，這裡談幾點其創作方面的不足：一是主線與副線的關係處理得不夠理想，副線戲碼的增加對主線造成了一定的衝擊；二是有些情節線不夠連貫或缺乏照應，令觀眾感到突兀甚至有缺失之感；三是對第三代（尤其是周聰）的成長經歷交代得過於簡略，使得周家三代人構成的三角形近乎失去一角，不能不說是一大遺憾；四是為了塑造企業家形象而改變了駱士賓的人設，幾乎將原著中的“壞人”變成了劇中的“好人”，讓很多觀眾在情感上難以接受；五是部分情節設計不夠合理，如作為市長的周秉義為了談成投資項目，在對方老板的威逼下喝了十大杯白酒（喝一杯酒投資一百萬元），結果導致胃病發作住進醫院，就不大合乎人之常情、事之常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