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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中國正處於破除二元結構的窗口期，緊迫性與機遇並存，通過破解城鄉二元結構，“三農”發展也可以對中國經濟增長作出自身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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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評社北京3月2日電／基於“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中國2025年要成為高收入國家，2035年要成為中等發達國家。這是一個定性和定量結合的要求，其中定量就是要求中國GDP總量在15年裡翻一番，人均GDP大約也要翻一番。同時，根據居民收入與經濟增長基本同步的要求，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水平也要翻一番。按照此邏輯，一方面，消除城鄉二元結構是共同富裕的一項重要要求，另一方面，推進城鄉融合發展的過程也是促進共同富裕的必要途徑和手段。
北京日報發表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家高端智庫首席專家、學部委員蔡昉文章表示，目前，中國正處於破除二元結構的窗口期，緊迫性與機遇並存，通過破解城鄉二元結構，“三農”發展也可以對中國經濟增長作出自身貢獻。
中國二元結構的具體表現
文章介紹，首先，城鄉收入差距仍然偏大。雖然在過去十餘年中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有所縮小，但是從基尼系數仍然顯著大於0.4，且至少一半的貢獻來自城鄉收入差距這個情況可判斷，中國城鄉收入差距仍過大。這也說明，在任何國家，初次分配本身不能完全解決收入差距問題，需要通過再分配才能大幅降低基尼系數，同時縮小城鄉收入差距。
其次，基本公共服務尚不均等。從某種程度上看，中國城鄉居民在享受基本公共服務方面的不平等程度甚至比收入差距還大。例如，城鄉二元結構反映在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方面差距比較大。中國目前大概有10億人已經被社會養老保險覆蓋，大概有2.9億人實際領取社會養老保險。但在這些人中有56.6%，也就是說1.61億人領取的是城鄉居民養老保險，領取養老金數額僅占全部發放金額的5.9%。鑒於城鄉居民養老保險中農村居民占比較大，這個數字反映的較大差距，也就是城鄉養老保險的差距。
最後，不徹底的城鎮化降低社會流動性。現行戶籍制度造成城鎮化的不徹底性和不完全性，進而降低了社會流動性。社會流動不充分表現在很多方面，非正規就業是其中一個重要體現。中國未落戶農民工在城市就業大多數屬於非正規類型。目前城鎮就業中個體就業和派遣工是典型的非正規就業，至少占全部就業的30%。非正規就業意味著就業不穩定、工資報酬偏低、社會保險覆蓋不充分，以及職業提升空間小。就業非正規化嚴重降低了社會流動性，尤其是減少了向上流動的機會。此外，戶籍身份的固化還降低農民工外出、出縣、出省和進城的比例，並造成留守的老人、女性、兒童以及與之相關的社會問題，進一步降低了社會流動性。
中國經濟未來15年挑戰
文章分析，這些問題如何影響中國未來15年實現經濟社會發展目標？這需要從中國經濟面臨的挑戰來看。首先，中國的人口在加速老齡化，因此一個重要的挑戰就是應對即將來臨的第二次人口衝擊。老齡化也是全世界的一個共同特點。但中國的特殊性在於未富先老，我們還沒有成為高收入國家，但老齡化程度已經非常接近高收入國家，遠遠超過了其他發展中國家。在老齡化的過程中通常會有兩個重要的人口轉折點，兩個轉折點都會給經濟帶來衝擊，但它們的衝擊性質不一樣。在過去十餘年的時間裡，我們已經度過了第一個人口轉折點對中國經濟的衝擊，即15～59歲勞動年齡人口在2010年達到頂峰後，開始以每年幾百萬的速度負增長。由此產生的勞動力短缺、人力資本改善放慢、資本回報率下降、生產率提高速度放慢等，為中國經濟帶來了供給側的衝擊。
2025年之前，中國將達到總人口的峰值，隨後進入人口負增長，即第二個重要的人口轉折點。這對中國經濟的增長將造成新的需求側衝擊，如何實現潛在增長率將成為新的挑戰。具體表現為三種效應不利於居民消費：第一是人口總量效應。人口數量停滯，消費需求也就停滯，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人口負增長，消費也會負增長。第二是年齡結構效應。由於中國老齡化嚴重，且老年人的收入水平、社會保障水平和覆蓋率不高，所以老年人的消費能力和消費傾向不足，使得中國的消費需求難以擴大。第三是收入分配效應。由於富人傾向於儲蓄，而窮人又滿足不了消費意願，因此，收入差距過大會導致消費的不足、過度的儲蓄，從需求側抑制中國經濟的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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