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2月24日電／歲末年初，“需求收縮、供給衝擊和預期轉弱”三重壓力致使經濟增速放緩。壓力形成既有周期性因素，也有結構性因素。因此，“保經濟增長、尋有效抓手”成為當前熱議的重點。
穩健的貨幣政策發揮逆周期調節作用
經濟參考報發表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光大銀行原副行長武健文章表示，近期，央行強力發聲，針對三重壓力，貨幣政策重點目標突出“穩”字基調：保貨幣總量穩定增長、保信貸結構穩步優化、保企業綜合融資成本穩中有降、保人民幣匯率均衡穩定。除了“穩字當頭”的政策導向，央行強調要充足發力、精准發力、靠前發力，將貨幣政策工具箱開得再大一些，保持總量穩定，避免信貸塌方。為此，央行去年12月15日進行了全面降准，這是2021年的第二次全面降准，隨後又將一年期LPR下調了5個基點。今年1月17日，央行向市場補充8000億的流動性，並將利率降了10個基點。1月20日公布1年期LPR為3.7%，5年期為4.6%，5年期以上LPR下調了5個基點。一系列組合拳出台，央行釋放的信號是非常明確的。理論上講，貨幣與信用鬆與緊的組合有四種，此次組合顯然是希望通過貨幣的寬鬆帶來信用的寬鬆，從而加大對小微企業、科技創新、綠色金融的支持力度，引導金融機構穩定宏觀經濟大盤。
穩健的貨幣政策發揮逆周期調節作用十分重要，央行貨幣工具箱的釋放也恰逢其時。大多數情況下，寬貨幣是寬信用的先決條件。通過運用多種貨幣政策工具，保證了流動性合理充裕，增強了信貸總量的穩定性，引導金融機構有力擴大信貸投放。但是，僅憑貨幣政策一枝獨秀，就給實體經濟帶來信用寬鬆的實效可能還有待於觀察。以往年度，充裕貨幣的流動性未給實體經濟帶來寬鬆信用環境的情況時有發生。事實上，在前幾年金融危機期間，就曾出現過歐美國家即使投放了天量流動性，也難以逆轉其信用寬鬆的尷尬狀況。畢竟信貸總量的增加並不必然導致信貸結構的合理增加，特別針對傳統中小微企業的信用寬鬆更是如此。
實際上，寬鬆的信用環境除了寬鬆的基礎貨幣，還需要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和持續的經濟增長作為保障，因為一旦流動性由貨幣轉向信用，不僅影響實體經濟的融資狀況，股、債資產的總量和結構也會發生實質性變化。一句話，信用寬鬆不僅僅依賴於貨幣政策的支持，也需要財稅政策、產業政策、科技政策以及區域政策等方方面面的協同和配套，以推進整體經濟的高質量發展。同時，作為營造寬鬆信用環境的主角，金融機構如何貫徹實施貨幣政策、如何服務實體經濟也是關鍵因素。因此，穩健的貨幣政策傳導需要多方面配合和作為，才能達到寬鬆信用的效果。
貨幣政策傳導需要多方面配合和作為
文章分析，從宏觀層面看，貨幣政策的有效傳導依賴於相關政策配合，政策導向的最大公約數將助推信用乘數倍增。信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對市場的預期和信心，特別是當前國內外形勢嚴峻複雜，多種約束條件並存的情況下，財政、稅收、產業、科技等宏觀政策的協同和配套對營造寬鬆信用環境至關重要。首先，要保持相關政策與貨幣政策目標的一致性，避免資源配置過於分散。例如，圍繞產業鏈、創新鏈，目前發改委、工信部、科技部、商務部、財政部、證監會、銀保監會等都有一系列鼓勵和支持的政策動作，有了政府部門的支持甚至背書，相關行業和企業的信用等級自然調升；其次，要強化政策協同機制的頂層設計，避免政策之間相互掣肘。術業有專攻，各個職能部門從自身出發考慮問題無可厚非，因此加強政策協同的頂層設計尤為關鍵。協同除了政策的內容外，政策出台的時機把握也至關重要。如在外需面臨不確定情況下，刺激內需增長應成為重中之重，但鼓勵和支持消費板塊有好的市場表現缺乏具體措施，類似徵收某些商品消費稅的傳聞卻讓人心存顧慮；經濟轉型期，融資平台、房地產風險高發，反覆強調穩定房地產無疑正確，但類似出台房產稅諸多的傳聞又讓信心打了折扣；第三，要保持政策的相對穩定性，避免一腳踩刹車。特別是避免在逆周期情況下對以往政策作重大糾偏，抽刀斷水，不但難以糾錯，可能還適得其反。
從中觀層面看，貨幣政策有效傳導取決於行業或區域的市場表現，受經濟周期性影響較大的行業或區域尤為如此。在相同的宏觀經濟環境下，信用的放大也取決於行業或特定區域的市場表現。傳統製造業由於技術含量低、產能過剩，如果不推進產業轉型升級，頂多維持簡單再生產，很難獲得銀行更多的信用。如果一些行業能抓住數字技術帶來的機遇，加速以智能化、高端化、綠色化為特征的升級換代，不斷催生經濟業態的顛覆性變化，同時又能用好國家扶持政策，市場表現普遍看好，信用寬鬆毋庸置疑，如新基建、半導體、新能源汽車、新型生物技術行業以及一些服務性製造業等；此外，目前不少區域和城市正在積極尋找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突破口，如淺海、臨港、橫琴、海南等地充分運用國家的特殊政策，布局高新科技、金融企業和本地特色產業，嘗試以科技、產業、金融高水平循環之力，打造世界級開放高地，必然引起金融機構關注和支持。當然，有較好市場表現的行業或區域的數量畢竟有限，即使商業銀行有意願大力投放，也未必出現寬信用的預設效果。從這個角度看，中觀層面的努力換來寬信用的空間十分有限，根本還要在宏觀和微觀層面多下功夫。
從微觀層面看，貨幣政策有效傳導有賴於金融機構的擔當和作為，金融創新是解決問題的第一動力。從邏輯上講，寬信用一是要靠央行向商業銀行投放更多的基礎貨幣，二是要靠金融機構根據市場主體資金需求及信用狀況輸出信用。金融機構，特別是商業銀行作為信用貸款發放的主體，在公司治理框架內，他們擁有自己的戰略偏好、盈利偏好、風險偏好。加大對小微企業、科技創新、綠色金融的支持力度，落實信用寬鬆環境，勢必就要挑戰商業銀行的一些傳統偏好。特別是目前情況下，商業銀行面臨經濟轉型帶來的種種風險，面臨疫情對產業鏈、供應鏈的嚴重衝擊，其內生性資本補充和盈利能力都受到極大挑戰，輸出寬信用就意味銀行要有更大付出。解決這些問題的根本途徑就是發展，而創新是發展的第一動力。要通過金融業態、產品、制度、文化等一系列創新提升金融機構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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