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1月21日電／人口發展是事關國家興衰和民眾福祉的基礎性、全局性和戰略性問題。“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提出，實施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國家戰略，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2021年6月26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優化生育政策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的決定》指出，優化生育政策，實施一對夫妻可以生育三個子女政策，配套實施積極生育支持措施。
人類人口發展具有很強的時代特征與內在演變規律，我國早期人口過快增長導致人均收入在低水平徘徊的“馬爾薩斯陷阱”現象，自1971年實施計劃生育政策以來得以控制，進入人口與經濟社會良性循環發展階段。但與中高收入國家人口發展趨勢類似，隨著收入水平提高，生育意願持續下降，我國已進入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長率階段。但只要採取適度鼓勵生育政策，將城鄉生育率穩定在2019年的水平，全面實施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戰略，順應人口發展基本趨勢，優化調整經濟社會發展方式，就可以基本實現人口長期均衡發展。
人口紅利助經濟快速增長
早期人口過快增長導致出現“馬爾薩斯陷阱”現象。在經濟發展水平較低時，收入水平提高會刺激人口生育率、出生率和增長率上升，但人口增速提高又會直接降低人均收入水平，攤薄人均社會資源，擠占資本積累，導致經濟增速下降，形成一定程度的“馬爾薩斯陷阱”現象。我國曾出現過類似低收入國家的“馬爾薩斯陷阱”現象，早在民國初期，面對積貧積弱的經濟社會發展狀況，不少學者就把清末和民國時期的人口過快增長視為中國發展落後的主要原因。1960—1990年，我國人均GDP一直在480—770美元的低水平波動，均值為629美元。這一時期我國經濟發展相對緩慢，有外部封鎖、自然災害等因素制約，人口高增長也是重要原因，1990年我國人口增加到11.35億人，比1960年的6.6億人增加了70%，同期按2010年不變價美元計算的GDP規模僅從4954億美元增加到6058億美元、增加了22.3%，人均GDP反而從743美元降為534美元、降低了28%。
20世紀90年代起人口紅利助經濟快速增長。人口較快增長為經濟社會發展帶來豐厚的人口紅利，即勞動年齡人口占比提高，撫養比率下降，有利的人口條件推動高儲蓄、高投資和高增長，人均GDP進入持續上升時期。在勞動年齡人口占比從1990年的77.27%提高到2006年的81.61%的峰值期間，我國GDP年均增速遠高於其他國家人口紅利顯現階段的經濟增速。2006—2013年，我國勞動年齡人口占比小幅度下降，從2006年81.61%降到2013年的78.78%，但仍比同期其他170個國家高近15個百分點，人口紅利對我國經濟發展推動作用依然強勁。2013年我國勞動年齡人口規模開始下降，勞動年齡人口占比也快速下降，從2013年的78.78%降為2019年的73.74%，年均GDP增速也降為7.63%，人口紅利對我國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正在隨勞動年齡人口規模及其占比的下降而不斷弱化。
人口形勢呈現新特點
人口總量繼續增長，但增長率下降。據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2020年全國人口比2010年增加了7000多萬人，增長5.38%。2021年末，全國人口14.13億人，其中，出生人口1062萬人，人口淨增長48萬人。我國人口增長率在1966年達到2.83%的峰值後逐漸下降，1980年降到1.26%，1998年降到0.96%，2019年進一步降到0.36%。目前我國人口增長率低於高收入國家。
勞動年齡人口基本穩定。2021年末，16—59歲的勞動年齡人口8.82億人，占全國人口的62.5%；60歲及以上人口2.67億人，占全國人口的18.9%，65歲及以上人口2億人，占14.2%。
總和生育率持續下降。我國總和生育率在人均GDP為767美元的1966年達到了6.38人的峰值，1971年降到5.4人。推行計劃生育政策後，總和生育率開始持續大幅下降，在1992年人均GDP為564美元時，總和生育率為1.98人，降低到更替水平以下，1999年進一步下降到1.59人後略有回升，2011年回升到1.63人。在2011年“雙獨二孩”、2013年“單獨二孩”、2015年“全面二孩”等生育政策逐步放寬影響下，總和生育率明顯回升，到2019年回升到1.7人，但2020年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顯示總和生育率再次下降到1.3人。我國總和生育率低於同一發展水平下國家的總和生育率。
人口出生率隨總和生育率同步下降。我國人口出生率在超前總和生育率三年、於1963年達到51.87‰的峰值後，隨總和生育率同步下降，到2019年降為10.93‰。加上育齡婦女人數下降的影響，我國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幅度很大，從1971年到2019年下降了73.44%，同期中等偏下、中等偏上、高收入國家分別下降了45.26%、50.8%和43.5%。2003年後，我國人口出生率降到接近高收入國家人口出生率的低水平。
人口死亡率明顯下降。由於經濟社會發展，醫療健康條件的持續改善，我國人口死亡率在1965年就降到9.5‰的低水平，到1979年進一步降到6.21‰的超低死亡率水平，到2000年基本穩定在6.58‰左右。此後，隨著老齡化程度的不斷提高，人口死亡率趨於上升，到2019年回升到7.1‰。我國人口死亡率明顯低於相同時期中低收入國家的死亡率水平。
現代社會人口“倒U形”現象
現代社會人口“倒U形”發展是各國的共同現象。從中高收入國家人口發展經驗看，隨著收入水平提高，生育率、人口增長率下降是必然趨勢，人口老齡化加速是難以改變的基本趨勢。受發展水平和人口政策不同的影響，各國達到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長率峰值的時間不同。梳理1960年以來統計數據較完整的171個國家(地區)人口與經濟發展情況，各國人口總和生育率、出生率和增長率均隨著經濟發展水平提高呈明顯的“倒U形”發展態勢。低收入國家和中等偏下收入國家分別在1993年和1983年達到人口增長率“倒U形”發展的峰值，目前處於較高出生率、低死亡率、較快人口增長狀態。中等偏上收入國家人口增長率在1963年即達到峰值，1991年後進入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增長率狀態。高收入國家在1974年後就進入增長率低於1%的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增長率狀態。
從我國來看，人口增速放緩是我國經濟發展，特別是工業化、城鎮化到一定階段的客觀結果。1971年開始實施的計劃生育政策遏制人口過快增長的作用也逐步顯現。此外，“養兒防老”“多子發家”的傳統生育理念已發生重大轉變，追求個人高品質生活的不婚、晚婚、離婚等現象日益增多，住房、教育、醫療等高成本也成為抑制生育意願的原因。受多方面因素共同影響，我國總和生育率、出生率、增長率等指標明顯低於同一發展水平下其他國家的發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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