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接下來八十年代後期發生的事件無疑擴大了兩岸本已存在的政治分歧。在台灣，蔣經國生前主動結束長達38年的威權統治，將台灣推上了以民主化和本土化為特徵的政治轉型之路，解除報禁黨禁，雖然取得不俗的“民主成就”，但長期執政的中國國民黨再也無法獨占和獨斷各種政策尤其是大陸政策的決策與執行；而大陸，執政黨於“六四”事件之後吸取社會動亂的教訓，選擇了一條強調社會穩定與改革開放並重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經濟民生得到空前發展與改善，卻也因“缺乏民主”而被詬病為“極權”。兩岸的差異無可避免地擴大和深化，從價值取向到政治制度到意識形態再到社會文化，所有的維度上都出現了斷裂，同文化間無可救藥地出現“類文明斷層線”，從而在兩岸民眾日益密切的交流交往中引發不適、齟齬和衝突；而兩岸之爭也因為“台獨”因素的加入，從昔日的文化正統之爭順勢演變為“統獨”之爭。而台灣內部，在合力的作用下政治變遷導致嚴重的社會後果，台灣這艘航船越來越不顧一切地從國家統一的道路上掉頭而去，於每個生命個體來說，因為立場的不同，面臨重新選擇與站隊，統與獨，藍與綠，重新被定位。“台獨”幽靈的肆虐，使原來存在於兩岸的共識——“兩岸同屬一中”面臨愈來愈嚴重的挑戰。
1987年，在大陸強烈呼籲與不懈努力下，台灣當局迫於民意的壓力，被迫開放台灣民眾返鄉探親，以此為契機，兩岸同胞開始密切往來，兩岸結束長期隔絕對峙，兩岸關係出現難得的緩和的趨勢。然而在外交領域的較量和鬥爭卻從來都沒有停止過。兩岸依然維持著兩個“互相對立的政權”的架構，且各自擁有數量不等的建交國。雖然這些年里，圍繞台灣的國際參與問題，通過協商談判，創造性地為台灣以適當的名義和適當的身份參與非政府的國際組織做出了多種不同的安排〔16〕，比如，體育領域的“奧運會模式”〔17〕、經濟領域的“WTO（世界貿易組織）模式”〔18〕、“APEC（亞太經濟合作組織）模式”〔19〕、“亞洲開發銀行模式”〔20〕等。但台灣一方面在被迫接受安排的同時也總是指責大陸“打壓”，一方面又一而再再而三地伺機衝撞“一個中國”框架，在國際社會製造“兩個中國”、“一中一台”，這也自然引來中國大陸的反對與遏阻。大陸政府堅定維護“一個中國”框架與台灣當局尋求突破這一框架之間的矛盾成為一條主線。“台灣企圖在國際社會製造‘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的努力從沒有停止過，也不斷遭到祖國大陸的反對，因此在國際社會祖國大陸堅定維護一個中國框架，與台灣謀求突破這一框架，成為……未來兩岸較量的又一主線”。〔21〕大陸堅定維護“一個中國”框架，與台灣謀求突破這一框架，或者換句話說，台灣尋求外交“突破”與大陸全力“遏阻”，便成為兩岸互動的標準模式。在這種模式下，大陸所有反獨促統、遏制“台獨”的作為一概被誣指為“打壓”、“霸凌”、“鴨霸”、“欺負”、“矮化”，所有“讓利”、“惠台”等政策措施一概被曲解為“統戰伎倆”而遭漠視。在“台獨”勢力的持續衝撞與破壞下，兩岸維持的“一個中國”共識逐漸模糊和消失。在逐漸綠化的台灣媒體的不斷渲染下，一個負面的“敵人”形象被建構，並且憑著媒體的巨大影響力成功影響了公眾認知。在台灣公眾認知里，大陸政府對台灣當局的態度是“不友好”的，這在歷次民調中都體現得極為明顯。
兩岸因為政治分歧與對立而爭執不休，齟齬不斷，硬實力既無法令對方屈服軟實力又無法令對方折服，在李、扁、蔡獨派執政的時期，兩岸爭衡變得越來越無情無義。兩岸在國際間的爭衡、折衝，無疑對台灣民意轉向起到重要影響，恰恰是這三十年間，台灣人的身份認同在內外部環境的涵育下，有了天翻地覆的變化，這無疑又反過來對兩岸關係的發展產生反作用。兩岸同胞間留下的本應該是守望相助的溫情，回望歷史看到更多的卻是相殘相殺的創傷記憶，一種固定的憎惡感積存於兩岸民意，一旦遇到節點，就會形成“零存整取”的效應，變成對彼此的不滿與怒火傾瀉而出，對兩岸關係造成更大的傷害，鬩牆之爭的殘酷越來越失去“相容相忍”的影子。從兩岸官方層面互動的過往可以看出，如果兩岸“對抗、互撕”，建構的必然是“霍布斯文化”，是“敵人的形象”，無論是兩蔣時期兩岸之“正統”之爭，還是李、扁、蔡時期兩岸之“統獨”之爭，都是如此，所建構出來的“大陸形象”一定都是“敵人形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