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門的市場化托育機構面臨成本高、風險大等難題，到目前還沒有大規模機構摸索出商業模式，發展普惠托育，更需要幼兒園、國企、社區、企事業單位等發力。”一名托育行業人士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
北京市近日進行了制度探索，近日印發的《北京市“十四五”時期社會公共服務發展規劃》提出，鼓勵和支持有條件的幼兒園開設托班招收2至3歲幼兒。
“北京市部分幼兒園曾開設過2歲半至3歲幼兒的托班，但此前並沒有政策鼓勵，很大原因是3至6歲的幼兒園由教育部門主管，0至3歲嬰幼兒照護由衛健部門主管，如今發布上述政策，可見制度壁壘已被打通。”上述人士說。
學前教育學位與人口的關係更為微妙。過去幾年，我國普惠性學前教育學位大幅擴充，“入園難，入園貴”問題有效解決。如今，隨著新生人口放緩，入園兒童規模急劇減少，一些幼兒園將面臨從人滿為患到招不滿生源。
對此，《規劃》提出，根據適齡人口變化情況和城鎮化發展趨勢，完善縣（市、區）普惠性幼兒園規劃布局，及時修訂和調整居住區人口配套學位標準，推動城市居住區、易地搬遷安置區配套建設與人口規模相適應的幼兒園。
更大的變化在於養老。值得注意的是，“老有所養”並沒有進入《“十三五”國家基本公共服務清單》，這份清單只是在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方面涉及了養老問題。到了“十四五”時期，《國家基本公共服務標準（2021年版）》明確納入了“老有所養”，在養老保險服務之外，增加了老年人健康管理、老年人福利補貼等養老助老服務。
《規劃》又提出了普惠性非基本公共服務中的養老內容，其中指出，深入推進普惠養老專項行動，擴大普惠性養老服務供給。發展集中管理運營的社區養老服務網絡，支持具備綜合功能的社區服務設施建設，推動形成“15分鐘”養老服務圈。引導專業化養老服務機構進社區、進家庭，提升家庭照護能力。
另外需要注意的人口因素是人口流動。馬亮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規劃》提出穩步實現基本公共服務由常住地供給、覆蓋全部常住人口，這意味著要考慮人戶分離對公共服務設施布局的影響。
最新人口普查數據顯示，我國人戶分離的流動人口規模進一步增長，而他們的公共服務需求如何滿足，同常住地政府的責任有很大關係。
馬亮認為，“要建立中央統籌的跨地區公共服務分工合作機制，新增公共服務設施和存量公共服務設施更新，都應按照常住人口的規模和結構進行規劃。要考慮通過財政稅收方面的政策措施，調動常住地政府部門的積極性，使非戶籍人口的公共服務需求能夠得到滿足。”
可以鼓勵社會資本進入
公共服務需要財政投入，但是錢要怎麼花？
《規劃》提出，結合經濟社會發展情況、兼顧財政承受能力，適時對國家基本公共服務標準進行動態調整。
對於公共服務設施建設，《規劃》提出堅持功能優先、經濟適用的原則，不宜盲目追求大規模的綜合性設施。對於高頻次服務設施，應適度減小規模、增加布點。
對於花錢的方式，《規劃》提出，原則上能夠通過政府購買等方式提供的公共服務，不再直接舉辦事業單位提供。
比如在義務教育領域，北京市民辦教育協會副會長馬學雷介紹，2021年5月16日印發的《關於規範民辦義務教育發展的意見》規定，原則上不得審批設立新的民辦義務教育學校，民辦義務教育在校生占比較高的地方要積極穩妥加以整改。
他介紹，地方政府要通過新建公辦學校、已有公辦學校擴容、向民辦學校購買學位等方式，把義務教育責任承擔起來，把民辦學校削減的生源給兜起來。而向民辦學校購買學位的成本，被認為遠低於政府新建公辦學校的成本。
“一些地方政府向民辦學校購買學位就讀的人數，已被統計為公辦教育規模。政府承擔義務教育的主體責任不等於公辦學校承擔義務教育的主體責任，政府購買民辦學校的學位也是政府承擔了義務教育的主體責任，保障了教育公平，保障了社會主義教育的公益性。”馬學雷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
“考慮到一些地區的財政壓力，可以鼓勵社會資本進入公共服務領域，通過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等創新模式解決政府財力不足而社會資本活躍的矛盾。”馬亮說。
馬亮告訴記者，公共服務供給和政府財政能力關係密切，要量入為出，不能打腫臉充胖子。要強化各地政府對基本公共服務供給的兜底責任，充分保障基本公共服務不掉隊。在此基礎上，有條件的地區可以提升普惠性非基本公共服務、生活服務的供給數量和質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