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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時人文思想的“盲點”
http://www.crntt.hk   2022-02-09 00:40:00
 
  中世紀的歐洲之所以被稱為“黑暗時期”(Dark Age),主要原因是基督教一旦建立了自己的權威地位,就用這種權威消滅一切他所認定的“異端”。在中世紀,基督教迫害不同意見者,最嚴厲的手段是動用異端審判所(Inquisition)。公元1231年,教宗格列高利九世(Gregory IX)在位期間,建立了異端審判所,獨立於主教之外,祇對教宗負責。這個法庭將“確認有罪之前,都是無罪”(innocent until proven guilty)的原則,改成:“確認無罪之前,都是有罪”(guilty until proven innocent)。被定罪的人一旦進入這種法庭,要沒收全部財產,連申辯的機會都沒有。其子女如果不願意指證父母,則沒有繼承權。審判者大多由多明我會(Dominican Order)和方濟各會(Franciscan Order)的神父擔任。判死刑者用火刑處死,因為火刑可以不必流血。從1252年起,教宗英諾森四世(Innocent IV)開始設立酷刑室,對犯人動用酷刑。異端審判延續到1834年,一直到1917年才停止(李雅明,2008)。

  時至今日,歐美許多城市仍然可以看到所謂的“酷刑博物館”(musium of torture)。這種收費的博物館通常不大,收藏的刑具卻多達七十種,施行方式無奇不有,一旦進入異端裁判所,保證把人整得“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三、經院哲學、宗教戰爭與宗教迫害

  藉由千奇百怪的“酷刑”,中世紀初期,基督教徹底掃蕩了一切所謂的“異教知識”,整個西歐文明陷入停滯狀態。不過,教會為了要讓知識為自己服務,就必須培養一批知識分子,保存一些殘存的古代知識。在中世紀,唯有在教會修道院中的僧侶,才能接觸知識,一般平民根本得不到教育的機會。

  西元第十世紀,來自中亞的遊牧民族突厥塞爾柱人攻進巴格達,建立大賽爾柱帝國,並將阿拉伯帝國阿拔斯王朝的哈里發發展變成宗教傀儡。以後又頻頻西犯,迫使東羅馬帝國向教皇烏爾巴諾二世求助。西元1095年冬天,烏爾巴諾二世以收復聖城耶路撒冷為名,號召各地的封建領主、騎士、教士和民眾,組成十字軍,進行東征。

  十字軍東征前後八次(1096-1291),結果並沒有收回聖城,卻將包括“實在論”和“唯名論”爭議的希臘文化帶回基督教世界。此後,經院哲學討論的重要議題之一是:諸如“三位一體”之類的形上學概念,究竟是“實在”的,抑或祇是“名相”而已?這樣的思辨讓一些知識分子開始懷疑基督教的思想。正如丹皮爾所說:“教會和經院哲學訓練了他們,結果反而被他們摧毀。”

  這樣的思辨一方面埋下了宗教改革的契機,一方面也使膽敢質疑聖經的知識分子必須承受宗教迫害的風險。在這場漫長的爭論中,“實在論”派大體代表教會正統觀念,“唯名論”派則是以邏輯作為武器,向傳統觀念進行挑戰:突顯出哲學與宗教之間的深層矛盾,並摧毀經院哲學的根基。

  “唯名論”和“實在論”的對立,變成經院哲學爭議不休的議題。到了13世紀,思想鋒銳有如剃刀的奧康(William of Occam, 1285-1349),是個極端的“唯名論”者。他主張哲學根本不可能證明任何神學義理,譬如“上帝存在”的命題,必須通過信仰,接受教會權威,方能得證。然而,以教皇為首的教會,在實際上卻會犯錯誤,因此祇有《聖經》具有無上權威。

  《歷史與思想》在〈西方古典時代之人文思想〉一文後,略過“黑暗時期”,就直接談〈文藝復興與人文思潮〉。幾乎不提西方文化中的宗教迫害。然而,即使是在文藝復興之後,宗教迫害的案例仍然層出不窮。

  文藝復興的風潮迅速擴散到歐洲各地。1517年,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為了抗議天主教會的腐敗,發布九十五條論綱,引發了宗教改革(Reformation),歐洲西部的基督教再一次發生分裂,形成了脫離羅馬天主教會控制的基督新教。而基督新教中,又分裂出許多不同的教派。由於教派的不同,歐洲在此後的數百年中,發生了或大或小的許多次宗教戰爭,比如說1618-1648年間的三十年戰爭,就是較為顯著的一個例子。

  在動盪的政局中,歐洲的科學家都得小心翼翼,以免遭到宗教的迫害。在李雅明(2008)所著的《科學與宗教》一書中,記載了由中世紀到文藝復興以來,基督宗教與科學之間的尖銳衝突。我們可以用由“地心說”到“日心說”的天文學革命為例,來說明何謂歐洲的“主智論”(intellectulism)。

  四、從哥白尼的“日心說”到布魯諾之死

  古希臘時期,人們普遍相信,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其他的星球都環繞著地球運行。托勒密(C. Ptolemy,87-150)將之發展成為“地心說”的完整體系,它假設行星在一個稱為“本輪”(epicycle)的小圓圈上移動,而小圓圈又沿著一個稱為“均輪”(deferent)的較大圓心軌道上運行。

  到了文藝復興時期,波蘭數學家哥白尼(N. Copernicus,1473-1543)首先提出“日心說”,他認為地球不是靜止不動的,它一邊繞著地軸自轉,每晝夜自西向東自轉一週;一邊以一年為周期,繞太陽公轉。因為這樣的理論違反了正統的“地心說”,出版商怕得罪教會,遲遲不敢出版他的《天體運行論》,這本著作直到他臨死前幾個小時,才印好送到他手上。

  這本書流傳不廣,當時祇有極少數的專家會讀這本書。其中之一,是義大利人布魯諾(Giordano Bruno,1548-1600)。他幼時家庭貧困,十五歲就進入多明尼克修道院當道明會的修士。由於他接受了哥白尼的日心說,成為異端,而被革除教籍。1576年,他逃出修道院,離開義大利,過著長期流亡的生活。他先後到瑞士、法國、德國和捷克等國家,在大學裡講課,宣揚哥白尼的學說。他在1584年出版的著作《論無限宇宙及世界》中,提出了宇宙無限的思想,認為在太陽系之外,還有數不清的世界。他相信一個叫做漢密士(Hermetism)的教派,這是一種源自古代埃及和希臘的宗教思想,反對三位一體,主張耶穌是人,不是神,耶穌是由上帝所造,因而低於上帝。在他的宇宙中,沒有上帝的地位。教會因此把他的學說視為異端。

  1591年,他被騙回義大利。翌年被逮捕入獄。在獄中囚禁八年,始終不為所屈。1600年,為了堅持宇宙無限的論點,被天主教廷以異端的罪名判處火刑。在聽到判決時,他對審判官說:“你們宣讀判決書的恐懼,可能比我接受死刑判決的恐懼還要大得多。”(Perhaps you, my judges, pronounce this sentence against me with greater fear than I receive it)。在羅馬百花廣場以火刑處死時,為了不讓他說話,教會把他的舌頭枷住,而且把衣服剝光,倒立著燒死。

  五、歐洲中心主義的偏誤

  在中世紀的歐洲,諸如此類的例子可謂多得不勝枚舉。這種必須特別指出的是,當時的教會即使用“異端裁判所”和“酷刑室”對付知識分子,並形成“信仰”和“學問”之間的對立,他們在哲學上祇是分別堅持“實在論或唯名論”、“理念論或經驗論”而已。我們可以稱呼追求“學問”的一方為“主智論”者,但“反智論”一詞卻是余院士所獨創,在〈宋明儒家的發展及論清代思想史〉一文中,余英時(1970)特別舉了一個例子,說明他所謂智識主義(Intellectualism)與反智識主義(Anti-intellectualism)的衝突。

  西方基督教傳統中的“信仰”(faith)與“學問”(scholarship)的對立,便是這種衝突的一個例證。在“新約”中耶穌一方面認為知識學問是虔誠信仰的阻礙,另一方面又表現出對聖經有深入的研究。後來基督教中重信與重學的兩派因之都可以在“新約”中找到根據。但一般而論,在十五、六世紀的所謂學術復興(Revival of Learning)以前,西方思想基本上是偏向於信仰一邊的。在信仰空氣瀰漫之下,希臘古典學術受排斥,Tertullian(公元二二二年卒)的反智識主義的名論最足代表重信輕學一派人的態度。他公然宣稱雅典與耶路撒冷沒有絲毫共同之處,也否認希臘古典哲學可以對基督教義有任何助益。一言以蔽之,“自有耶穌基督以來,我們已毋須好奇:自有福音以來,我們也用不著求知。”西方中古“信仰”與“學問”的對峙,從歷史上考察,是希伯來宗教文化和希臘古典文化相互激盪的一種表現。

  這是《歷史與思想》一書中,極少數提到基督教“信仰”與學問衝突的一個例子。余氏在此,第一次提出“反智識主義”的概念。然而,這裡不是堅持信仰者所信奉的哲學。由中世紀晚期,乃至於歐洲文藝復興運動發生之後,歐洲有許多思想家從不同的觀點,思索“人”與“神”之間的關係,並且找出不同的哲學主張,包括“智識主義”在內。但所謂的“反智識主義”卻是余院士的無中生有,不論是在西方或東方,都不可能產生出這樣的哲學思想。在上述例子裡,Tertullian是為“信仰”而“反智”,絕不可能是為“反智”而“反智”,甚至摘出一種“反智論”或“反智識主義”的哲學。

  這裡我要再次強調:西方知識分子對於“理念論/經驗論”、“唯名論/實在論”的爭議,是從古希臘、中世紀、文藝復興、啟蒙運動到現代,始終一貫,沒有間斷過的。時至今日,它們仍然是科學哲學演化系譜中的核心概念。余英時忽略掉中世紀歐洲文化內部的哲學衝突,反倒從“旁觀者”的立場,強調“主智論”和“反智論”的對立,用柯靈烏的歷史哲學來說,它是用這樣的“歷史建構”,在找尋西方文化中的“人文思想”和“人文主義”,結果是祇看到西方文化的“光明面”。然後再用移花接木的手法,以“反智論”的“歷史建構”來對“中國思想傳統”作“歷史批判”,結果是看到了中國文化的“黑暗面”。這樣做的時候,余英時的“人文思想”怎麼可能擺脫“歐洲中心主義的偏誤”(Eurocentric bias)?

  參考書目:

  (1)李雅明(2008):《科學與宗教:400年來的衝突、挑戰和展望》,台北:五南圖書公司。

  (2)余英時(1958)〈工業文明之精神基礎〉《歷史與思想》,台北:聯經出版公司,頁339-380。

  (3)余英時(1959)〈文藝復興與人文思潮〉《歷史與思想》,台北:聯經出版公司,頁305-338。

  (4)余英時(1960)〈西方古典時代之人文思想〉《歷史與思想》,台北:聯經出版公司,頁285-304。

  (5)余英時(1970)〈宋明儒家的發展及論清代思想史〉《歷史與思想》,台北:聯經出版公司,頁87-120。

  (6)高宣揚(1994):《實用主義和語用論》,台北:遠流出版公司。

  (7)Dampier, William C.(1942). A History of Science and Its Relations with Philosophy and Relig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42.

  (8)Ellerbe Helen (1995).The Dark Side of Christian History ,Morningstar & Lark; Later Printing.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2年1月號,總第28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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