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紀的歐洲之所以被稱為“黑暗時期”（Dark Age），主要原因是基督教一旦建立了自己的權威地位，就用這種權威消滅一切他所認定的“異端”。在中世紀，基督教迫害不同意見者，最嚴厲的手段是動用異端審判所（Inquisition）。公元1231年，教宗格列高利九世（Gregory IX）在位期間，建立了異端審判所，獨立於主教之外，祇對教宗負責。這個法庭將“確認有罪之前，都是無罪”（innocent until proven guilty）的原則，改成：“確認無罪之前，都是有罪”（guilty until proven innocent）。被定罪的人一旦進入這種法庭，要沒收全部財產，連申辯的機會都沒有。其子女如果不願意指證父母，則沒有繼承權。審判者大多由多明我會（Dominican Order）和方濟各會（Franciscan Order）的神父擔任。判死刑者用火刑處死，因為火刑可以不必流血。從1252年起，教宗英諾森四世（Innocent IV）開始設立酷刑室，對犯人動用酷刑。異端審判延續到1834年，一直到1917年才停止（李雅明，2008）。
時至今日，歐美許多城市仍然可以看到所謂的“酷刑博物館”（musium of torture）。這種收費的博物館通常不大，收藏的刑具卻多達七十種，施行方式無奇不有，一旦進入異端裁判所，保證把人整得“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三、經院哲學、宗教戰爭與宗教迫害
藉由千奇百怪的“酷刑”，中世紀初期，基督教徹底掃蕩了一切所謂的“異教知識”，整個西歐文明陷入停滯狀態。不過，教會為了要讓知識為自己服務，就必須培養一批知識分子，保存一些殘存的古代知識。在中世紀，唯有在教會修道院中的僧侶，才能接觸知識，一般平民根本得不到教育的機會。
西元第十世紀，來自中亞的遊牧民族突厥塞爾柱人攻進巴格達，建立大賽爾柱帝國，並將阿拉伯帝國阿拔斯王朝的哈里發發展變成宗教傀儡。以後又頻頻西犯，迫使東羅馬帝國向教皇烏爾巴諾二世求助。西元1095年冬天，烏爾巴諾二世以收復聖城耶路撒冷為名，號召各地的封建領主、騎士、教士和民眾，組成十字軍，進行東征。
十字軍東征前後八次（1096-1291），結果並沒有收回聖城，卻將包括“實在論”和“唯名論”爭議的希臘文化帶回基督教世界。此後，經院哲學討論的重要議題之一是：諸如“三位一體”之類的形上學概念，究竟是“實在”的，抑或祇是“名相”而已？這樣的思辨讓一些知識分子開始懷疑基督教的思想。正如丹皮爾所說：“教會和經院哲學訓練了他們，結果反而被他們摧毀。”
這樣的思辨一方面埋下了宗教改革的契機，一方面也使膽敢質疑聖經的知識分子必須承受宗教迫害的風險。在這場漫長的爭論中，“實在論”派大體代表教會正統觀念，“唯名論”派則是以邏輯作為武器，向傳統觀念進行挑戰：突顯出哲學與宗教之間的深層矛盾，並摧毀經院哲學的根基。
“唯名論”和“實在論”的對立，變成經院哲學爭議不休的議題。到了13世紀，思想鋒銳有如剃刀的奧康（William of Occam, 1285-1349），是個極端的“唯名論”者。他主張哲學根本不可能證明任何神學義理，譬如“上帝存在”的命題，必須通過信仰，接受教會權威，方能得證。然而，以教皇為首的教會，在實際上卻會犯錯誤，因此祇有《聖經》具有無上權威。
《歷史與思想》在〈西方古典時代之人文思想〉一文後，略過“黑暗時期”，就直接談〈文藝復興與人文思潮〉。幾乎不提西方文化中的宗教迫害。然而，即使是在文藝復興之後，宗教迫害的案例仍然層出不窮。
文藝復興的風潮迅速擴散到歐洲各地。1517年，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為了抗議天主教會的腐敗，發布九十五條論綱，引發了宗教改革（Reformation），歐洲西部的基督教再一次發生分裂，形成了脫離羅馬天主教會控制的基督新教。而基督新教中，又分裂出許多不同的教派。由於教派的不同，歐洲在此後的數百年中，發生了或大或小的許多次宗教戰爭，比如說1618-1648年間的三十年戰爭，就是較為顯著的一個例子。
在動盪的政局中，歐洲的科學家都得小心翼翼，以免遭到宗教的迫害。在李雅明（2008）所著的《科學與宗教》一書中，記載了由中世紀到文藝復興以來，基督宗教與科學之間的尖銳衝突。我們可以用由“地心說”到“日心說”的天文學革命為例，來說明何謂歐洲的“主智論”（intellectulism）。
四、從哥白尼的“日心說”到布魯諾之死
古希臘時期，人們普遍相信，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其他的星球都環繞著地球運行。托勒密（C. Ptolemy，87-150）將之發展成為“地心說”的完整體系，它假設行星在一個稱為“本輪”（epicycle）的小圓圈上移動，而小圓圈又沿著一個稱為“均輪”（deferent）的較大圓心軌道上運行。
到了文藝復興時期，波蘭數學家哥白尼（N. Copernicus，1473-1543）首先提出“日心說”，他認為地球不是靜止不動的，它一邊繞著地軸自轉，每晝夜自西向東自轉一週；一邊以一年為周期，繞太陽公轉。因為這樣的理論違反了正統的“地心說”，出版商怕得罪教會，遲遲不敢出版他的《天體運行論》，這本著作直到他臨死前幾個小時，才印好送到他手上。
這本書流傳不廣，當時祇有極少數的專家會讀這本書。其中之一，是義大利人布魯諾（Giordano Bruno，1548-1600）。他幼時家庭貧困，十五歲就進入多明尼克修道院當道明會的修士。由於他接受了哥白尼的日心說，成為異端，而被革除教籍。1576年，他逃出修道院，離開義大利，過著長期流亡的生活。他先後到瑞士、法國、德國和捷克等國家，在大學裡講課，宣揚哥白尼的學說。他在1584年出版的著作《論無限宇宙及世界》中，提出了宇宙無限的思想，認為在太陽系之外，還有數不清的世界。他相信一個叫做漢密士（Hermetism）的教派，這是一種源自古代埃及和希臘的宗教思想，反對三位一體，主張耶穌是人，不是神，耶穌是由上帝所造，因而低於上帝。在他的宇宙中，沒有上帝的地位。教會因此把他的學說視為異端。
1591年，他被騙回義大利。翌年被逮捕入獄。在獄中囚禁八年，始終不為所屈。1600年，為了堅持宇宙無限的論點，被天主教廷以異端的罪名判處火刑。在聽到判決時，他對審判官說：“你們宣讀判決書的恐懼，可能比我接受死刑判決的恐懼還要大得多。”（Perhaps you, my judges, pronounce this sentence against me with greater fear than I receive it）。在羅馬百花廣場以火刑處死時，為了不讓他說話，教會把他的舌頭枷住，而且把衣服剝光，倒立著燒死。
五、歐洲中心主義的偏誤
在中世紀的歐洲，諸如此類的例子可謂多得不勝枚舉。這種必須特別指出的是，當時的教會即使用“異端裁判所”和“酷刑室”對付知識分子，並形成“信仰”和“學問”之間的對立，他們在哲學上祇是分別堅持“實在論或唯名論”、“理念論或經驗論”而已。我們可以稱呼追求“學問”的一方為“主智論”者，但“反智論”一詞卻是余院士所獨創，在〈宋明儒家的發展及論清代思想史〉一文中，余英時（1970）特別舉了一個例子，說明他所謂智識主義（Intellectualism）與反智識主義（Anti-intellectualism）的衝突。
西方基督教傳統中的“信仰”（faith）與“學問”（scholarship）的對立，便是這種衝突的一個例證。在“新約”中耶穌一方面認為知識學問是虔誠信仰的阻礙，另一方面又表現出對聖經有深入的研究。後來基督教中重信與重學的兩派因之都可以在“新約”中找到根據。但一般而論，在十五、六世紀的所謂學術復興（Revival of Learning）以前，西方思想基本上是偏向於信仰一邊的。在信仰空氣瀰漫之下，希臘古典學術受排斥，Tertullian（公元二二二年卒）的反智識主義的名論最足代表重信輕學一派人的態度。他公然宣稱雅典與耶路撒冷沒有絲毫共同之處，也否認希臘古典哲學可以對基督教義有任何助益。一言以蔽之，“自有耶穌基督以來，我們已毋須好奇：自有福音以來，我們也用不著求知。”西方中古“信仰”與“學問”的對峙，從歷史上考察，是希伯來宗教文化和希臘古典文化相互激盪的一種表現。
這是《歷史與思想》一書中，極少數提到基督教“信仰”與學問衝突的一個例子。余氏在此，第一次提出“反智識主義”的概念。然而，這裡不是堅持信仰者所信奉的哲學。由中世紀晚期，乃至於歐洲文藝復興運動發生之後，歐洲有許多思想家從不同的觀點，思索“人”與“神”之間的關係，並且找出不同的哲學主張，包括“智識主義”在內。但所謂的“反智識主義”卻是余院士的無中生有，不論是在西方或東方，都不可能產生出這樣的哲學思想。在上述例子裡，Tertullian是為“信仰”而“反智”，絕不可能是為“反智”而“反智”，甚至摘出一種“反智論”或“反智識主義”的哲學。
這裡我要再次強調：西方知識分子對於“理念論／經驗論”、“唯名論／實在論”的爭議，是從古希臘、中世紀、文藝復興、啟蒙運動到現代，始終一貫，沒有間斷過的。時至今日，它們仍然是科學哲學演化系譜中的核心概念。余英時忽略掉中世紀歐洲文化內部的哲學衝突，反倒從“旁觀者”的立場，強調“主智論”和“反智論”的對立，用柯靈烏的歷史哲學來說，它是用這樣的“歷史建構”，在找尋西方文化中的“人文思想”和“人文主義”，結果是祇看到西方文化的“光明面”。然後再用移花接木的手法，以“反智論”的“歷史建構”來對“中國思想傳統”作“歷史批判”，結果是看到了中國文化的“黑暗面”。這樣做的時候，余英時的“人文思想”怎麼可能擺脫“歐洲中心主義的偏誤”（Eurocentric bias）？
參考書目：
（1）李雅明(2008)：《科學與宗教：400年來的衝突、挑戰和展望》，台北：五南圖書公司。
（2）余英時（1958）〈工業文明之精神基礎〉《歷史與思想》，台北：聯經出版公司，頁339-380。
（3）余英時（1959）〈文藝復興與人文思潮〉《歷史與思想》，台北：聯經出版公司，頁305-338。
（4）余英時（1960）〈西方古典時代之人文思想〉《歷史與思想》，台北：聯經出版公司，頁285-304。
（5）余英時（1970）〈宋明儒家的發展及論清代思想史〉《歷史與思想》，台北：聯經出版公司，頁87-120。
（6）高宣揚（1994）：《實用主義和語用論》，台北：遠流出版公司。
（7）Dampier, William C.(1942). A History of Science and Its Relations with Philosophy and Relig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42.
（8）Ellerbe Helen (1995).The Dark Side of Christian History ,Morningstar & Lark; Later Printing.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2年1月號，總第289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