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行貿易統計的“黑洞”
“蘋果公司2018年在中國銷售了520億美元，然而這520億美元在任何國際貿易數據下都看不見。”
經濟觀察報：“要素收入貿易”是報告中提出的很重要的一個概念，請問提出這個概念的背景是什麼？另外，在“要素收入貿易”的視角下，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大幅度降低，請您詳細解釋一下這個問題。
邢予青：這個概念是跟無工廠製造商連在一起的。傳統的貿易概念是以國界為基礎的，不存在跨國公司的問題。現在,我們可以看到由於全球化的發展，跨國公司遍地都是。當一個跨國公司在外國從事出口和生產活動的時候，把這個跨國公司獲得的收益算成跨國公司的分公司所在國的出口是否是一種合適的方法？
舉個簡單的例子，比如說，通用汽車公司在中國生產汽車，然後出口到美國，這是中國的出口。但是通用汽車公司從這個出口活動中獲得了一定的利潤，這些利潤歸功於通用汽車的品牌和通用汽車的資本投入。這部分收入儘管它是通過中國出口實現的，但這個通過出口實現的收入的歸屬並不屬於中國，它實際上是屬於美國。“要素收入貿易”這個概念是從收入的歸屬來定義的，也就是從所有權，而不是按照國家邊界定義的。傳統的貿易概念和貿易統計完全是以邊界來定義，而現在全球價值鏈的發展和海外投資的活動導致這個邊界不重要了。
簡單來講，每個國家都有兩個要素，一個是勞動力，一個是資本。那麼,美國的勞動力和資本在海外通過海外需求創造的收入就應該算作美國的出口。現在美國的這些資本和勞動遍布全世界，所以就說無論要素在哪兒，只要這些要素屬於美國，那麼這些要素從海外市場得到的收入就應該算作美國的出口。
具體就中美貿易而言，我們認為，只要是美國要素從中國市場上獲得的收益就應該算作美國對中國的出口。美國的跨國公司在中國生產的東西在中國賣了，從中國市場上獲得了收入，儘管它沒有越過邊界，但我們認為其中的一部分應該算作美國的出口。
例如，美國最大的無工廠製造商蘋果公司，在中國銷售的產品都是從中國境內的組裝廠出來的，這些蘋果產品既沒有跨越美國的邊境，也沒有跨越中國的邊境，但是，2018年蘋果公司從中國市場的520億美元銷售額中，獲得了183億美元的歸屬於它的品牌、設計、軟件等無形資產的收入，這實際上就是美國企業利用全球價值鏈對中國的一種出口，但是，卻被過時的貿易統計遺漏了。
通過“要素收入貿易”這種新方法進行核算的話，我們就會發現美國對中國的出口大幅增加，因為美國有很多海外企業。而中國的出口就大幅下降，所以就導致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下降32%。
從出口的目的來講，這種算法顯然是對的，因為出口就是為了從外國市場上獲得收益。隨著全球化的發展和全球價值鏈在貿易和生產活動中的普及，國界已經不重要了。依然固守以國界為定義的貿易概念和貿易統計，顯然是不合時宜的。
經濟觀察報：基於您對全球價值鏈的研究，您認為目前的國際貿易和國際收支統計中存在哪些比較普遍的問題？
邢予青：全球價值鏈貿易的發展導致了貿易的貨物流和收入流的脫節。比方說，富士康組裝蘋果手機，所有的部件不是富士康從海外買的，是蘋果買的。比如說，蘋果告訴日本廠商說你把這些部件給我運到富士康在中國的工廠。在這些零部件進入富士康的組裝廠之前，當然要先通過中國的海關，這樣這批零部件就被記錄為中國的進口了。傳統上有進口就得有貨幣支付，但是富士康並沒有為這批零部件支付貨款，因為蘋果公司已經把錢直接付給了日本製造商。
當富士康出口手機的時候，按照我的計算，一部iPhoneX是410美元出口到美國。中國有沒有收到來自美國的410美元呢？沒有。中國其實只收到了410美元裡面的104美元，那就是中國企業提供的零部件和組裝服務的勞動成本。
所以你就會發現在全球價值鏈主導的貿易體系下，支付是由這個全球價值鏈的主導企業負責的，它直接把零部件的購買費用支付給提供零部件的供應商，於是許多進口和出口是沒有相應收入流相匹配的。
蘋果作為美國公司，假設它在國際市場上每賣一部手機收到1000美元，但是這個收入其實沒有相應的從美國出口的貨物流，因為蘋果的手機都是在中國組裝的。例如，蘋果在日本賣一部手機獲得1000美元的收入，是否就有一部手機從美國運到了日本？沒有的，美國的貿易統計上沒有相應的貨物或者服務出口記錄。有意思的是，這部手機是從中國的iPhone組裝廠運去的，就被算作中國對日本的出口了。
經常國內有人說你看我們的這個貿易順差很高，我們國內的海外投資也很高，但為什麼我們的外匯儲備不見相應地增長呢？很多人就說這是地下錢莊，或者說是什麼非法資金流出。其實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因為我們現在的這個貿易概念是錯誤的，很多對外支付沒有在那兩項反映出來。例如，蘋果公司2018年在中國銷售了520億美元，這520億在任何國際貿易數據下都看不見，但是，與這520億美元對應的對外支付是存在的。
所以你就會發現這裡面有一個巨大的黑洞，我個人認為如果我們繼續按照現在的貿易統計來討論雙邊貿易平衡，是完全錯誤的，會導致很多貿易衝突。發達國家說，你看我們在全球化中沒有獲益，我們有這麼多貿易赤字，你們發展中國家有那麼多貿易盈餘。但是你仔細想想，這是因為他們出口產品的方式已經不是傳統的方式，而他們獲益的方式也不是傳統的方式，它們越來越多地依賴無形資產創造的服務從國際市場獲益，但是，傳統的貿易統計卻無法反映這些根本性的變化。
中國與全球價值鏈
“全球價值鏈實際上是中國實現工業化的一個捷徑。”
經濟觀察報：您如何評價自從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國際貿易及全球價值鏈中所起的作用？
邢予青：大家一直在講，中國過去40年的發展是一個奇跡，我完全同意是一個奇跡。許多國內的學者也在講，中國過去40年的高增長和奇跡必須帶來新的理論，我也同意。我認為如果我們從全球價值鏈的理論和框架來解讀中國經濟奇跡，那麼它就是一個新的理論。
中國產業和全球價值鏈的關係，我認為有兩點，第一，中國企業在各個產業裡參與全球價值鏈的廣度是最廣，可以說幾乎很難找到沒有中國企業參與製造的產品。深度也是最深的，深度是從規模上來講。中國是全球辦公室用品出口第一，包括打印機、傳真機等電子辦公用品設備，全球同類產品出口的36%；全球通信設備出口第一，全球出口市場的份額超過40%。勞動密集型產品也是世界第一，包括衣服鞋等等，份額超過三分之一。
從這兩點來講，我覺得中國實際上是全球製造業價值鏈的中心。通過參與全球價值鏈，中國第一實現了快速的工業化，第二實現了出口奇跡。為什麼全球價值鏈能夠創造中國出口奇跡和促進中國工業化呢？根據我的研究，我認為參與全球價值鏈的中國企業獲得了三個溢出效應:
第一就是價值鏈主導企業的品牌溢出效用。我們經常說 madeinChina，但是你仔細想想，幾乎所有madeinChina都是以外國品牌銷售的。即使在我們認為自己有比較優勢的產業，也就是勞動密集型產品，我們出口的鞋也貼的是耐克、阿迪達斯的商標。我們出口T恤衫也是第一，但我們T恤衫貼的都是優衣庫、Gap、ZARA的商標。商標是非常重要的，因為消費者買東西就是有一個品牌導向。對於發展中國家的企業，在世界市場銷售產品的時候，第一個門檻就是如何能夠逾越這個品牌的障礙，這是一個很難的過程。中國企業以加工商的身份加入全球價值鏈後，外國消費者對國際知名品牌的熱愛，就自動轉化為對貼有這些品牌的“madeinChina”的產品的熱愛了,進入國際市場上的品牌障礙就自然消失了。
第二個溢出效應，源於全球價值鏈主導企業的技術創新和產品升級。跨國公司的技術創新和產品升級，不斷培育出新市場和新需求。任何一種新發明的高科技產品不僅需要核心技術，也需要標準零部件和勞動密集型的組裝服務。中國企業通過加入全球價值鏈，向主導企業供標準零部件和組裝服務。這樣，當全球消費者對新的科技產品需求不斷增長的時候，對中國提供的組裝服務和標準部件的需求也自然增長了。就像中國的電池製造商欣旺達(300207,股吧)加入蘋果的供應鏈後，為蘋果手機提供電池組。它不用做廣告，也可以把電池組賣給全世界的蘋果手機用戶。蘋果公司努力做研發，推動iPhone更新換代並激發新的市場需求，作為蘋果供應商的欣旺達也就同時享受著全世界果粉對iPhone不斷增加的需求，賣出更多的電池組。
最後一點，中國企業一旦加入了跨國公司主導的全球價值鏈，向國際市場銷售產品時必須的批發銷售網絡就不是問題了，這都由價值鏈的主導企業運營和維護。比如說，沃爾瑪在中國大概有5萬個供應商，很多都是中小企業。那麼這5萬個中小企業如果靠自己來在美國做銷售，它們把自己的產品賣到美國的千家萬戶幾乎是不可能的。但是，通過沃爾瑪的連鎖店，它們就能很容易地把產品賣給美國的消費者。沃爾瑪開的店越多，中國的供應商就可以向更多的美國家庭賣更多的貨。
依托全球價值鏈實際上是中國快速實現工業化的一個捷徑，也促使中國成為全球最大的出口國。
經濟觀察報：在中美貿易摩擦發生後，特別是新冠疫情發生之後，中國的這種作用和角色正在發生比較大的改變嗎？我們注意到預期的脫鈎並沒有發生，中國出口增速保持了兩位數，在全球貿易中的比重還在增加，這種情況會延續麼？
邢予青：目前全球價值鏈遇到了兩個陰影，一個陰影就是中美貿易摩擦，一個就是新冠病毒。中國是全球價值鏈的製造中心，而美國是全球價值鏈終端的一個最重要的市場。
全球價值鏈網絡的演變顯示，從生產方面看，2005年到2016年之間，中國變得越來越重要。但是如果你從需求方來看，你會發現從2005年到2016年，美國作為價值鏈的需求中心沒有任何變化。我們過去一直有個概念叫做中國是世界工廠。當我們講中國是世界工廠的時候，這個工廠的主要客戶之一是美國。
由於美國對中國製造的產品增加了25%的關稅，導致中國製造或者組裝的產品成本上升，如果從中國繼續採購產品到美國市場銷售，這個成本實際上能夠把在中國進行生產和組裝獲得的利潤全部抹平。
從全球價值鏈來分析美國的25%的關稅影響時，這個問題會更嚴重。比如說我們組裝一台手機，很多零部件從其他國家運到了中國，最後變成手機，那麼當這部手機運到美國時，如果被征25%的稅，就意味著其他國家生產的零部件，比如來自日本韓國的零部件也要被徵稅的，25%的關稅並不是按照中國創造的增加值來徵收的。我們有一個對關稅的計算叫做實際有效關稅，手機按照中國的增加值測算的實際有效關稅率能夠達到100%。蘋果的CEO蒂姆庫克和美國前總統特朗普的關係很好，他曾經和特朗普談了很多次，就是要避免這個25%的關稅被用到包括手機在內的通信技術產品上。
有一些學者認為我們中國有市場，產業鏈不會離開的。我同意服務於中國市場的供應鏈或者外商是不會離開的，但是，如果中美貿易摩擦持續下去，25%的關稅不被取消，那麼服務於美國市場的供應鏈是會逐漸離開的。我現在正和我的學生做一個研究，關於中國對美國汽車零部件出口的研究。中國是對美國出口汽車零部件最多的國家，但是在2019年和2020年，中國汽車零部件對美國的出口下降幅度非常大，都在20%以上。
最近我們看到中國出口美國數據很穩定，增長很快。這是由於疫情導致的，很多國家的生產能力也受到衝擊，而中國對疫情的管控很好，這對中國企業正常運轉很重要。而其他國家出現了很多問題，比如說在中美貿易戰一開始的時候，越南對美國出口增加很快。但現在就出現了一些變化，就是由於疫情的衝擊導致的。
經濟觀察報：中國提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的雙循環戰略，這是否意味著中國將更依托國內市場，中國在全球價值鏈中的角色會有什麼變化？
邢予青：很多人認為中國提出了內循環代表中國走向封閉，我其實不太這麼認為。我認為中國提出這個概念的背景是中美貿易摩擦。
內循環戰略的一個目標，就是中國要在核心技術上有突破，其中一個原因就是為了提高自己的技術能力和獲得更多的增加值。還有一種考慮就是為了應對美國對中國的技術封鎖。美國政府已經把中國的許多高科技公司列入實體清單，打斷了這些企業的供應鏈，這個內循環策略的一個重要點，就是突破核心技術的瓶頸，降低對外國技術的過度依賴。
我認為內循環戰略的另一個方面與推動內需有關。其實從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以後，大家一直說中國出口很多，中國有很多貿易盈餘，因此希望中國能夠通過發掘國內的消費而發展，而不是過度的依賴出口。所以我覺得內循環策略的第二個含義就是說要鼓勵國內的消費，因為美國目前對中國的產品增加25%的關稅，這勢必會在長遠的情況下影響中國的出口。那麼中國就應該挖掘國內市場的需求，以對衝可能的外部需求的下降。
從全球價值鏈的角度來講的話，我認為中國可以進一步開放市場、鼓勵國內的消費，通過這個過程可以培養很多全球價值鏈主導企業，中國的企業可以利用國內龐大的市場來創造自己的品牌。
全球化逆轉的可能性很小
“在利潤的驅使下，大家還是會繼續沿著全球化的道路往前走。”
經濟觀察報：那麼，您認為影響全球價值鏈的風險因素都有哪些？
邢予青：我們這個報告提了三個風險，第一個風險就是地緣政治風險，顯然對全球價值鏈最大的地緣政治風險，就是中美貿易戰和可能的中美技術脫鈎，這種風險自然地增加了企業通過價值鏈進行全球運作的不確定性和成本。
還有一個就是自然災害，比如說像日本的地震，泰國的水災。全球價值鏈的一個特點就是把一個產品的生產過程進行了不斷的細分，分布在不同的地域，這就需要位於不同地域的企業能夠進行協調和正常的運轉。一旦有一個節點出現問題，無論這個節點是核心技術還是非核心技術，整個價值鏈就會停止運作。
還有就是新冠病毒，新冠病毒出現以後它帶來了兩個問題。由於許多醫療用品的生產是集中在中國的，比如說手套、口罩、消毒液、呼吸機、抗生素等等。那麼中國首先受到新冠影響，當時生產不能正常進行，讓很多國家意識到，這種醫療產品過多的依賴於全球價值鏈實際上是有風險的。當這些依賴全球價值鏈生產進口的產品出現不能供給的時候，許多國家自己想增加生產，突然發現自己根本沒有生產能力。口罩是很簡單的，手套也很簡單，呼吸機也並不複雜，但他們沒有這方面生產能力，在危機突然到來時即使政府想增加生產也是不可能的。
因此，在疫情的衝擊下，許多國家這樣出現了這樣一種政策變化，就是要增加基本醫療用品的國內供給量。比如，日本和美國就提出了要強化藥原料的生產，因為中國是全世界藥原料出口最大國。由於藥原料製造過程比較污染，比如說在日本處理藥原料生產廠的水的成本是中國的10倍，所以很多藥原料的製造都是在中國進行的。現在日本政府就鼓勵日本企業把藥原料工廠遷回日本，或者是在本國擴張產能，日本政府願意對這類供應鏈的調整提供50%的補貼。美國政府也提出藥的採購要採購美國造的藥，特別是聯邦機構的採購。
經濟觀察報：您認為貿易全球化有沒有可能發生實質性的逆轉？
邢予青：我認為全球化逆轉的可能性很小。即使中美貿易出現了問題，使得全球價值鏈重構，重構的一部分頂多也就是供應鏈從中國遷到越南，遷到墨西哥，遷回美國的可能性也不大。那麼遷到墨西哥遷到越南，它依然是全球化的一個過程，並不是說是一個逆全球化的過程。
第二，全球化它帶來的是效率的提高，效率的提高就意味著以全球價值鏈為基礎而運作的跨國公司能夠獲得更多的利潤。在利潤的驅使下，大家還是會繼續沿著全球化的道路往前走。
但是全球化導致的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收入差距的擴大。這在美國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美國的跨國公司利用全球化的戰略進行運作，不斷提高自己壟斷的無形資產的回報，結果財富越來越集中到這些跨國公司以及跨國公司的所有者上，而美國的中產階級以及低收入階層的收入份額則不斷下降。
來源:經濟觀察報 作者:李靖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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