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12月6日電／一台蘋果手機由美國設計，使用多國的零部件，並在中國組裝，最終可能被賣到世界任何一個角落。那麼這台手機到底算哪個國家的出口？在邢予青看來，弄清楚這個問題，能一定程度了解目前全球製造業和貿易的現狀。
邢予青是日本政策研究大學院大學的經濟學教授，同時兼任對外經貿大學全球價值鏈研究院的海外院長。近期，亞洲開發銀行發布了研究報告GlobalValueChainDevelopmentRe－port2021:BeyondProduction（《全球價值鏈發展報告2021：超越製造》，以下簡稱《報告》），邢予青是這份報告的主編和主要作者之一。
在《報告》的第二章中，作者以蘋果公司生產的iPhoneX為例，介紹了目前國際貿易統計中存在的問題。蘋果公司在2017年發布的iPhoneX一台最終價格為1000美元。在這1000美元當中，有305.3美元的零部件從其他國家運到了中國，由蘋果公司直接支付了貨款，卻被計入了中國的進口。由中國國內廠商生產的其餘零部件以及提供的最終組裝服務費用一共是104美元。手機組裝之後銷往世界各地，零部件加上組裝費用一共409.3美元被計入中國的出口。最終蘋果公司得到1000美元的銷售金額，但是這1000美元卻沒有出現在任何美國貿易統計數據當中。
邢予青認為，這個案例表明，目前國際貿易的貨物流和收入流實際上是不匹配的。
近年來，中美貿易平衡問題成為貿易爭端的焦點之一。2020年，根據中國的官方數據，中國出口美國的商品總額為31279億元，中國進口美國的商品總額為9318.7億元。表面上看，中國和美國的貿易順差為21960.3億元。而在邢予青看來，這樣的進出口數據並不能準確反映中美雙邊貿易的現狀。比如，根據聯合國商品貿易統計數據，中國2018年僅從美國進口了400萬美元的筆記本電腦和手機。然而事實上，僅蘋果一家公司就在中國銷售了520億美元的同類產品。
“你會發現這裡面有巨大的黑洞。”邢予青說。而《報告》引入了一種新的統計國際貿易的方法，被稱為“要素收入貿易”（tradeinfactorincome）。根據這種新的方法的測算，中國對美貿易順差下降了32%。
近日，邢予青接受了經濟觀察網的專訪，介紹了他對全球價值鏈的長期研究成果。
全球價值鏈
“現在的貿易已經不再只是用英國的布換葡萄牙的酒了。”
經濟觀察報：請問您為什麼會長期跟蹤研究“全球價值鏈”這個主題？
邢予青：我從2009年開始從事全球價值鏈研究。我為什麼對這個有興趣呢？我當時看到了歐盟的一份報告，說中國在2007年高科技產品出口超過了美國，超過了日本，超過了歐盟27個國家之和。我看了這個報告後的第一反應，就是這是不可能的。今天中國的人均GDP是1萬美元，依然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不到美國的五分之一。2007年中國的人均國民收入更低，只有2700美元，屬於一個低中等收入的發展中國家。然而在2007年，中國已經是世界第一高科技出口國，我覺得這數據有點不對。
第二，當時蘋果推出了第一部智能手機，就是iPhone3G，我買了一部。我在欣賞剛買來的新手機時，看到背後有一句話DesignedbyAppleinCalifor－niaAssembledinChina（由蘋果公司在加州設計，在中國組裝），我可能是第一個關注到這句話的經濟學家。我就特別重視AssembledinChina這句話，因為過去到現在很多產品都叫MadeinChina，但為什麼它叫AssembledinChina？
我認為這實際上是有原因的，可能喬布斯就是想說明這個iPhone不是中國造的，只是中國組裝的。從這兩個疑問出發，我開始研究是什麼原因導致中國高科(600730,股吧)技出口增加這麼快，什麼原因導致中國出口飛速的增長。我最後就發現這些現象其實是中國加入全球價值鏈的結果。
經濟觀察報：在近幾年的《全球價值鏈發展報告》系列中，您認為全球價值鏈發展的主要趨勢有哪些？另外，也請您介紹下系列報告中比較重要的研究結論。
邢予青：《全球價值鏈發展報告》的第一期是2017年開始的，策劃第一期報告的是原來對外經貿大學全球價值鏈研究院海外院長王直教授，他主持了第一期和第二期，剛發布的2021年《報告》是我主持的。《全球價值鏈發展報告》的主要目的，是總結有關全球價值鏈的最前沿的科研成果，包括全球價值鏈對全球經濟的影響。目前已經發布的三期報告，大概揭示了下面幾個主要結論：
第一，全球價值鏈經過40年的發展和演變，已經成為現代貿易的主要方式；第二，全球價值鏈已經成為現代全球生產的一種主要的組織方式，也是發展中國家實現工業化的另外一種路經。傳統上，我們有進口替代的工業化模式，還有出口導向的模式。那麼現在全球價值鏈就提供了一個新的思路：如果發展中國家的企業能夠順利地融入全球價值鏈，就能夠加快它們國家的工業化。加入全球價值鏈也可以促進發展中國家的技術進步和生產力的提高。
最為重要的一點是，我們發現以全球價值鏈為依托的貿易和傳統貿易是不一樣的，這導致現在的貿易統計體系對於評估一個國家的出口和評估雙邊貿易具有極大的誤導，甚至是錯誤的。而且這不是簡單的統計錯誤，它是一個概念性的錯誤。
傳統的貿易統計（也就是我們現在使用的貿易統計）實際上是基於200年前李嘉圖研究的那種英國的布和葡萄牙的酒之間的交換。它是以國界為定義的貿易，英國把生產的布運到葡萄牙，葡萄牙把酒送到英國。
而全球價值鏈貿易不是這樣。它不是不同產業之間的貿易。比如說中國出口T恤，從日本進口車，這就叫做不同產業的貿易。還有日本出口豐田汽車到德國，德國出口寶馬到日本，這叫產業內貿易，價值鏈貿易也不是產業內貿易。
價值鏈貿易實際上是什麼呢？它是把同一個產品的生產過程進行了分割，從一開始的研發到零部件製造，組裝以及到零售，然後各個國家的企業來完成這一系列任務的一部分，每個國家實際上在交易每一個任務上創造的增加值。所以它實際上是沿著同一個產品上面的不同任務之間的貿易，這和傳統的貿易完全不一樣。這就導致我們現在的貿易統計實際上是無法解釋以全球價值鏈為依托的貿易現象、貿易平衡以及出口對一個國家真正的貢獻。
經濟觀察報：那麼，在製造業的全球價值鏈之外，您認為服務業全球價值鏈的現狀是怎樣的？欠發達經濟體該如何參與這一潮流？
邢予青：在我們的報告出來之前，所有全球價值鏈研究實際上都是研究製造業的全球價值鏈。其實服務業的各種任務和活動也可以進行分拆，然後形成一個獨立的全球價值鏈。對於許多發展中國家而言，它們沒有製造業的優勢，但是它們在服務業上有優勢，加入服務業的全球價值鏈也可以促進它們的工業化和經濟增長。
有兩個非常顯著的例子，一個就是印度，大家都知道印度的軟件業很發達。印度的軟件出口占全世界軟件外包市場的55%，是過去大概20年裡印度經濟增長的一個主要的推動力。印度的軟件業的直接就業人口是400萬，間接就業人口是三倍，對整個印度經濟的貢獻大概相當於印度GDP的8%。
許多人在談印度軟件業的時候，主要是側重印度的教育好，印度人講英語。但實際上你會發現一個問題，即使印度人教育好、會講英語，但我們沒用過印度軟件吧？我們用的操作系統和各種各樣的應用軟件大都是美國公司創造的。印度軟件公司實際扮演的角色是全球軟件產業價值鏈的低增加值服務的提供者，它們實際上從事的主要任務就是編程。美國的跨國公司決定需要創造什麼的軟件，它們先進行軟件設計。它們設計完了以後，就交給印度工程師來寫程序進行測試。在這種合作關係下，當微軟的of－fice賣得越來越好，微軟的windows不停地更新，甲骨文的數據庫軟件的客戶越來越多時，這些美國公司對於寫代碼的印度工程師的需求就增加了，這就自然帶動了印度軟件業的發展。
另外一個例子是菲律賓，菲律賓在過去的十幾年發展了很多客服中心，因為菲律賓人講英語。很多從事服務的跨國公司需要客服，比如說保險公司、通信公司都需要客服。客服在歐美大概的薪水是每人平均7萬美元一年，那麼菲律賓人說我2萬就可以幹。於是菲律賓就抓住了這個機會向這些跨國公司提供客服中心，這就使得菲律賓的商務處理外包產業獲得了迅速的發展。在2016年相關就業人口已經達到了130萬。
印度和菲律賓這兩個服務產業的發展，帶動了當地的就業、促進了工資增長。這兩個產業的工資完全超過當地的平均工資，甚至是兩倍三倍。而且，這樣的服務業也存在著技術進步的空間，比如說印度工程師開始主要從事寫代碼的工作，現在他們能夠進行更多更高級的活動，提供咨詢服務，甚至參與到軟件的設計中，這樣服務的增加值就越來越高了。菲律賓的商務處理外包產業現在也在逐漸演化，逐漸進入醫療方面的病例處理，還有商業索賠文件處理等。
價值鏈的“主導者”
“它們設計和銷售看得見的產品，但它們不擁有任何一家製造這些產品的工廠。”
經濟觀察報：最新的《全球價值鏈發展報告》強調了跨國公司的重要性，您認為跨國公司的行為如何影響全球價值鏈？
邢予青：其實所有的全球價值鏈都是由跨國公司組織和主導的。跨國公司實際上通過它持有的壟斷技術、品牌和全球批發零售網絡來組織和運作全球價值鏈。全球貿易增長的一個重大的推動力實際上是來自於跨國公司的運作。
儘管跨國公司積極地參與並推動了全球貿易活動，但是，傳統的貿易統計無法追蹤和判斷跨國公司的貿易活動和對全球價值鏈的貢獻。比如說，現在流行的測度全球價值鏈的參與度和對GDP的貢獻度的方法，是以中間產品的出口為主的。例如，世界銀行在2020年的報告中就提出，一個產品必須跨過國境兩次，才屬於價值鏈貿易，我認為這個概念是極其狹隘的定義。
舉一個簡單的例子，特斯拉在中國銷售的電動車算不算全球價值鏈的活動呢？肯定算呀。特斯拉是美國特斯拉設計的，特斯拉的軟件是它的核心技術。只是在中國進行了組裝，運用了日本或中國的電池，最終在中國銷售，那顯然這個特斯拉產品是一個全球價值鏈的產品。但是按照狹隘的穿過邊境兩次的出口品或者出口的中間品來定義價值鏈活動，那特斯拉在中國的銷售就不被算作價值鏈活動了。而這次我們的報告就突破了這一點。
我們的研究結果顯示，如果把一個國家的企業分為國內企業和跨國公司，然後評估它們的價值鏈活動，我們就發現全球價值鏈對全世界GDP的貢獻實際上在2016年就達到了20%。而如果僅以中間產品來核算的話，它的貢獻只有10%。我們的這個測算比以前有了很大的進步，但是我們還有進一步改進測算的空間。
經濟觀察報：報告中強調了“無工廠製造商”對全球價值鏈的影響，及知識產權的重要性，您認為這種情況對於目前的國際分工和國際貿易有著怎樣的影響？
邢予青：這可以說是我首先提出的概念，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現象。什麼是“無工廠製造商”呢？我們可以看美國在過去40年來的演變，很多人認為是去工業化，這是一種說法。如果你從企業從事的任務轉換的角度來看這個演變，就會發現許多跨國公司已經演變為無工廠製造商了，已經進入了“超越製造”的階段。它們在全世界生產和銷售看得見的產品，比如蘋果、耐克、高通、AMD、優衣庫、ZARA、HM等等都設計和銷售實體產品，但是，它們不擁有任何一家製造這些產品的工廠。
全球價值鏈戰略使得許多跨國公司完全實現了去工廠化，讓它們專注於產品的研發、設計、品牌推廣以及銷售。如果從微笑曲線來講的話，無工廠製造商完全是處於微笑曲線的增加值的最高端，它們已經把零部件的製造和組裝完全外包給其他國家的工廠，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製造商。
在喬布斯的回憶錄中，當喬布斯剛開創自己的蘋果公司的時候，他為自己能製造出非常漂亮的產品感到自豪，但2005年以後，蘋果不再擁有任何製造工廠了。現在的國民收入統計賬戶其實是有問題的，美國的國民收入統計賬戶把蘋果公司列為批發商。你問蘋果公司它是不是批發商，蘋果公司一定會說：我不是批發商，我是真正的製造商。
無工廠化是實現無形資產利潤最大化的一種模式，比如蘋果公司只要把iPhone設計好，只用設計一次，這個設計可以賣1億部甚至10億部，當它賣得越多，單位設計成本就越低。耐克也就是培養了一個品牌，這個品牌一旦培養出來，未來對於維護這個品牌的投入是很低的，但是，這個品牌可以用到所有的耐克鞋上。所以它的品牌的規模效應可以說是沒有極限的。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看到，美國的股票不停地在漲的一個原因，美國標準普爾500公司市值的90%反映的是這些公司的無形資產的價值。
經濟觀察報：“數字平台”是報告中提及的另一個重要因素，請介紹下“數字平台”在全球價值鏈發展中的作用。另外，它是否也會產生某些負面作用？
邢予青：全球價值鏈有兩種類型，一種叫做生產者驅動型價值鏈，比如說像豐田、蘋果、特斯拉主導的價值鏈等，它們都是生產者並擁有核心技術；還有一種叫做採購者驅動型價值鏈，比如沃爾瑪、Costco、宜家等主導的價值鏈，這些企業都屬於購買商，它們通過在全球設置零售店，建立自己的價值鏈。
“數字平台”是以數字技術為依托的價值鏈，而不是傳統的以實體店為依托，比如說亞馬遜、淘寶、京東等。這個價值鏈的好處就是你很容易加入。比如，你要想成為沃爾瑪的供應商，沃爾瑪就要審核你的產品是不是過關，有時候沃爾瑪還說你這產品我已經有供應商了，所以我不需要。但是數字技術平台它是開放的，誰都可以來，不管有沒有同樣的產品。
第二，它由於是數字技術平台，你上了這個平台，你的這個產品就能夠迅速地接觸到成千上萬的消費者，甚至跨越國界，它消除了地理距離的限制。傳統上沃爾瑪的店如果不開到那個地方，那麼你的產品就賣不到那裡，而開實體店需要更多的投入和時間。進入了技術平台的話，幾乎瞬間你就可以接觸到全世界的消費者，只要他們能夠點擊選擇你的產品。
它們的問題就是壟斷，數字技術平台具有高度的壟斷性。第一，它是先入為主的，因為我是先來的，你後來的就很難進入；第二，由於它的技術規模效應，一旦設立以後，它的邊際成本極低。這就導致它的規模收益很大，很容易成為一個壟斷的平台。當你發現加入價值鏈的企業越來越多，越來越容易的時候，實際上利用平台進行銷售的企業之間的競爭加強了，它們幾乎處於沒有利潤的完全競爭狀態，但是，收取固定費用和銷售提成的技術平台的擁有者的壟斷利潤，卻不斷在增加。
比如說蘋果公司也有自己的壟斷，因為蘋果的產品賣得很好，那麼誰都想進入這個蘋果的供應鏈，所以蘋果可以讓你進和不讓你進。亞馬遜、京東還有淘寶也有同樣的問題。最後，實際上是這些加入全球價值鏈的中小企業甚至個人，他們之間進行了互相競爭。由於平台壟斷的產生，技術平台創造的增加值幾乎都被平台擁有者給壟斷去了，這就是為什麼亞馬遜的股票價能漲到3000多美元。我認為這實際上是一個不好的趨勢，因為這帶來壟斷和貧富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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