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化轉型正不斷賦能國有企業
第一，生產績效方面，數字化轉型助力國有企業形成以數據驅動為核心的生產經營模式，為其投入產出決策、生產監管、業務變革等提供了信息和技術支撐，建立與市場各主體連接，提高企業經營績效和全要素生產率、分享數字經濟紅利。第二，組織運營方面，兩化融合管理體系的應用推動了國有企業治理數字化、管理數字化，改變企業內部人員結構，賦能員工績效考核與培訓。第三，創新方面，數字化轉型促使國有企業深化運營、生產服務和商業模式等多方面的創新，促進企業運營智能化、生產服務智能化和多元化與商業模式革新。第四，競爭模式方面，數字經濟促進了要素自由流動和市場活力釋放，外部競爭壓力倒逼國有企業轉變原有競爭模式，提升自身競爭力。第五，國家戰略部署方面，國有企業作為國家戰略部署落實的主要推動力和模範帶頭人、新型舉國體制的重要踐行者，數字化轉型有利於推進我國“產業數字化”和“數字產業化”，進一步帶頭落實“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碳達峰、碳中和”等國家戰略部署，集中力量發展關係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
為了探究造成差異的原因，對我國製造業上市國有企業進行統計分析和模型回歸，得出以下結論：第一，盈利能力，人力資本，技術能力和行業競爭是影響國企數字化轉型差異的四個因素，且都是正向相關關係。具體來說，盈利能力是國企進行持久數字化轉型的保障，人力資本是國企自下而上數字化轉型的支撐，技術能力是數字標準化和結構化，進而實現數字化轉型的基礎，行業競爭是助推國企數字化轉型並引發行業其他企業追隨行為的動力。第二，人力資本和技術能力對高技術企業和傳統企業的數字化轉型都存在推動作用。第三，市場壟斷對高技術企業數字化轉型存在顯著抑製作用，這是因為壟斷企業體制僵化導致數字化轉型動力不足，且較高的市場壟斷程度抑制了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內在動力。
報告認為，國企數字化轉型應注重精准施策：商業一類國企的數字化轉型政策應注重數字化推動企業的轉型升級和高質量發展。商業二類的國企政策目標則應注重國家戰略和經濟發展的需要。公益類國企則需達到提高公共物品和服務的質量和效率的目的，在政策細節方面，強調在技術、管理、數據和安全方面的具體推進和落實；在轉型方向方面，應通過政策指導國企在產品、生產、用戶和產業等多方位的數字化；在賦能舉措方面，應注重國企在建設基礎設施、發展數字產業和攻克關鍵技術等方面助力其數字化轉型。
來源：經濟參考報 作者：中國人民大學國有經濟研究院課題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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