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11月28日電／曾寫過多篇關於收入分配的文章，我曾在發表的《基尼系數的經濟含義》一文中說，經濟學者在研究收入差距時，應將企業家財產與收入分開。企業家所擁有的廠房、機器設備等是他的財產；而用於衣食住行等方面的費用，才是他的收入。兩者不可混為一談，不然會誇大企業家與普通人的收入差距，誤導視聽。
10多年前，我還寫過一篇《幸福的參照》。該文的主要觀點是：人們的幸福感受，不僅取決於自己收入的高低，同時還取決於收入比較的參照。要是自己與自己比，增加了工資他會感覺到幸福；但要是告訴他，其他同事的工資比他增加更多，就屬他最低，他可能立刻轉喜為憂，憤憤不平，之前的幸福感也蕩然無存。
所以我一貫的觀點，在現階段，我們既不能無視收入差距，也不宜過度渲染收入差距，更不能誇大收入差距。最近學界正在討論“三次分配”，為參與討論我寫了《“三次分配”的制度安排》，不料文章發表後有位相熟的企業家打電話問：“三次分配”何時啟動？我明白他擔心什麼，他是擔心“三次分配”是否會“均貧富”。
事實上，中央講得很清楚，“三次分配”是鼓勵人們自願捐助，不是均貧富。可人們為何會有此擔心呢？在我看來，是人們一直對“共同富裕”有誤解。何為共同富裕？傳統觀點認為，共同富裕就是同等富裕，不存在收入差距。而要消除收入差距，不僅要調節收入增量，也要調節財產存量。所謂調節財產存量，無疑是“均貧富”。
從理論上追溯，此觀念最早是來自英國學者莫爾。1516年，莫爾出版了《烏托邦》，指出人類理想社會是消滅了財產私有、人人平等的社會。後來法國學者巴貝夫等人指出，人人平等的社會，收入應該平均分配。再後來，英國經濟學家庇古提出了“收入均等化定理”，說收入分配越平均，社會福利就越接近最大化。
這當然是學者的看法。令人不解的是，普通民眾知道莫爾、巴貝夫、庇古的並不多，人們“平均分配”的觀念從何而來？對此，美國學者羅爾斯在《正義論》中作過討論。他認為，“平均分配”是人類普遍的價值認同，或者說是人的天性。其實，中國民間也流行“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說法，意思與羅爾斯的解釋不謀而合。
有大量事實可以佐證。遠的不說，以中國為例：改革開放之前的30年，國家實行的是按勞分配制度，可那時實際搞的是平均主義分配，吃“大鍋飯”。改革開放後，國家鼓勵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雖然人們的收入都有提高，可卻出現了“端起碗來吃肉、放下筷子罵娘”的現象。究其原因，是有人對“收入差距”不滿，產生了仇富心理。
由此可見，目前社會上確實有人存在“平均主義”觀念，而且根深蒂固，短期內不可能根除。也正因如此，對推動共同富裕，人們往往會想到“均貧富”。而我要指出的是，共同富裕絕不是“均貧富”。那樣做既不符合中央的精神，也有悖於市場經濟分配原則，最終不僅不能共同富裕，反而會導致共同貧窮。
早在改革開放初，鄧小平就講，我們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根本目標是實現共同富裕。而同時又說，平均發展是不可能的。按照他的構想，要鼓勵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然後讓先富帶後富。當年上大學時，有位教授對鄧小平的構想作過形象解釋。他說好比坐公交車，若乘客不排隊，一窩蜂地擠，堵死了車門誰也上不去；要是分先後排隊，反而容易上車。
回頭看，鄧小平當初的構想是正確的。現在的問題是，經過40多年改革開放，已經有人先富起來了，中等收入人口超過了4億，那麼怎樣讓先富帶後富呢？中央明確講，非公有制經濟財產權不可侵犯；國家憲法也規定，公民的合法私有財產不受侵犯。這是說，先富帶後富不能“均貧富”。
有人說，政府可以鼓勵富人捐助。富人願意捐助當然好，可低收入人口多，捐助怕是杯水車薪。我的觀點，政府應支持富人投資創業。要知道，支持富人投資就是先富帶後富，而且可取長效。投資增加，生產的財富會增加，政府稅收和就業崗位也會增加。讀者想想，社會財富越來越多，國家稅收越來越多，政府是不是可以更好地照顧窮人？
倘若不是這樣，反過來讓人們“均貧富”，效果必事與願違。聽朋友講過一件真事。張大爺有兩個兒子，大兒子在城裡打工多年，後來回鄉辦養雞場，收入可觀，小兒子一直在家種地，至今沒娶上媳婦。於是張大爺讓大兒子先富帶後富，拿出10萬元資助弟弟做生意。結果呢，弟弟不善經營，不到半年便血本無歸，而哥哥資金周轉不靈，收益也大不如前。
一個家庭如此，一個國家也一樣，不能簡單“均貧富”。經濟學講，人的行為選擇是在特定約束下追求利益最大化。站在富人的角度，國家若不保護私人財產權，富人沒有安全感，自然不會放手投資；站在窮人的角度，如果允許“均貧富”，可以坐享其成，他們也不會勤勞致富。
分析至此，我最後的結論是：推動共同富裕不能“均貧富”，應重點做好三件事：第一，嚴格保護私人財產權，讓企業家有安全感，支持他們放手投資，將財富“蛋糕”做大；第二，引導企業家合法經營，依法納稅，切實履行社會責任；第三，政府應承擔起扶貧的主要職責，用財政資金扶持貧困群體發展生產、提高收入。
來源：南方日報 作者：王東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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