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這個前設也未足夠，如果大家翻開港澳專章的最後一段，國家對我們的要求是如果我們要更好地透過這八個中心的發展，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請香港要做好《憲法》和《基本法》的教育，要加強香港人，我相信特別是青年人的國家意識，要做好國情教育，培養香港人的愛國精神。這是必然的，因為若這個地方的人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那麼國家為什麼要給予這麼多中心讓我們發展？如有人甚至極端地要對抗中央，要打擊政權，無論是特區或是中央政權，這個是不能夠容忍的。整套計劃，其實字數並不是太多，撇除澳門那部分，只有五、六百字，就是一個這麼完整的理念，令香港可以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我完全相信我們有能力，只要全港市民認清情況，這並不是一個不能達致的願景。
另一個涉及香港的部分，就是粵港澳大灣區。這是國家在推動區域發展，無論是長三角區域發展，或是珠三角，即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廣東九市加香港和澳門這兩個特別行政區，當中也是要求我們要發展成一個高質量的大灣區，一個有創新能力的大灣區，一個令青年人有更加多發展機會的大灣區。除了在那一段文字中，亦有很詳細的資料已經在2019年2月頒布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裡出現。
較早前我提到8月底中央宣講團來香港，當時我在演辭中說過，我認為香港在回歸以來，沒有任何時候比今日更有能力、更有信心去落實國家規劃中給予香港的支持，令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因為大家也看到現在的形勢改善，我們除了國家安全得到保障，選舉制度得以完善，令我們可以以行政主導的態勢來推動香港的工作，不會受到不斷內耗和泛政治化的立法會拖我們的後腿，久而久之耗損了我們行政機關想辦事的態度，因為你會發覺辦事原來是那麼困難，就會不辦事。我現在逐漸看到身邊的同事都正恢復這種想辦事的取態－－－特首，這件事我可以做，為什麼不可以做呢？因為立法會不會過於阻礙我們；這與以往他們時常告訴我：“這件事不可以做、不可以提交立法會的”，已經是兩碼子的事。
一個很明顯的例子便是“一地兩檢”。所有人都知道要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在口岸方面“一地兩檢”是很方便。如果大家記得，以往我們沒有關閉文錦渡前，第一，你需要找一部黃巴士，在上水找一部黃巴士到文錦渡禁區，然後你需要在文錦渡的香港口岸清關，再上車往深圳，到了深圳又再要下車，經過深圳口岸等。這種事怎可能令人流、物流暢通無阻？“一地兩檢”這通關模式在“一國兩制”之內完全可行，但大家還是否記得，興建廣深港高鐵香港段，還有為西九龍高鐵站設“一地兩檢”的立法工作是有多艱辛？是否還記得有多少人說謊，說這樣就是引什麼入關，破壞香港的法治，大家不要乘搭，不知道會被送到什麼地方？但又有些人相信，令這些工作舉步維艱。同樣的“一地兩檢”，在皇崗口岸則順利通過，我們在今年年初跟深圳商討，要將皇崗、落馬洲口岸提升和優化，將整個口岸搬到深圳，深圳就會全資興建，不用我們付錢，全資興建一個新的口岸大樓，預留幾層給香港，是一個垂直的“一地兩檢”。我們要問立法會會否支持這個皇崗口岸“一地兩檢”，不然我們跟深圳市簽了約，做不到就不行了 ，所以我們就以一個政府議案的方式提交給立法會，閃電地通過，還說我們做得慢，問為什麼做得那麼慢。
這就是變化，我們每日都感受到現在這個新的－－－雖然立法會還未選舉，但已起了這個變化－－－一個比較理性、不會事事以政治掛帥、以反對香港進入、融入國家的態度為取向的立法會，能辦的事多了很多。就以它的工作量來計算，立法會由去年11月才恢復正常，到今年10月底，它休會進行換屆選舉時，我們估計會通過一共46條條例草案，遠遠打破以往紀錄；我們估計一共會通過3，100億元撥款，是一個很大的進步。這些就令行政機關可以有信心，我們認為符合市民利益的事是會做得到，不會在過程裡被人不斷抹黑或攻擊，甚至採取一些很激烈的行動，令想做的工作做不到。
有了這種政府角色、有了中央的支持、有了我剛才所說那種比較理性的環境，還是要提升能力，所以最近我跟同事研究時，我們提出了一個概念，稱為“四新”精神。什麼是“四新”精神呢？第一是空間拓新。以往很多規劃到了深圳河就要停，深圳河以北是一片空白；但在空間拓新下，我們的規劃不能夠到了深圳河以南就停，我們一定要看看深圳河對岸是什麼，我們如何可以利用一河兩岸，甚至口岸經濟帶，提升香港的經濟容量呢？我們怎樣可以用好距離流浮山只有四公里水面的前海擴區，協助香港的產業提升呢？這個空間拓新令我們突然間好像多了很多地方可以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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