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人員交流限制
誠如前述，由於軍售過程在整體後勤支援(ILS：Integrated Logistics Support)範疇下，必須提供相關人員操作、保養與維修訓練，所以由各個不同軍備交易品項，就衍生出相關軍售訓練班次需求。其實許多此等訓練課程，未見得是由美軍教育訓練單位所提供，特別是透過直接商售模式所購買之軍備品項，美國政府與國防安全合作主管機構，在協助獲得輸出許可後，就不再涉入後續實際履約過程。
所以台北向華盛頓購買軍備品項，在驗證接收過程中，許多操作、保養與維修訓練，其實是由國防產業合約商所直接提供，但亦有可能因為國防產業合約商無法提供相關教育訓練課程，或是受限於教育場地、教具與教材，還有可能是本身缺乏武器驗證測試靶場，到頭來還是要請美軍教育訓練與測試驗證單位支援，才能夠依據採購商約，提供相關教育訓練課程，完成履約要求。
許多關注台北與華盛頓軍售關係之專家學者，可能根本就不理解，美國對外所提供之軍事專業教育訓練班次，其實都是列在軍售項目之中。各國派遣軍職人員赴美受訓，各個班次都要支付相關費用，而這些活動都是列在軍售項目內。由於對外軍售目的在於鞏固美國國家安全利益，而依據美國國家安全政策指導，必須維護與特定對象國之安全合作關係，所以才會依據軍售品項，衍生出許多教育訓練班次，這亦是各國與美國軍事交流重要基礎與主要活動項目。
從1965年6月華盛頓對台北停止提供援助開始，台北派遣軍職人員赴美接受軍事專業教育 (PME： Professional Military Education) 課程，再加上其它因為軍售關係所衍生之訓練班次，就無法享用美國國防部在安全合作項目下，所提供之國際軍事教育訓練(IMET： International Military Education and Training)援助支持。每項教育課程與訓練班次，都必須依據年度軍售教育訓練班次清單，向美軍爭取派員參與軍售訓練，此等活動都是由台北支付費用才能參與受訓順利入學，因此其本質與定位確實並非單純之軍事交流，天下絕對沒有能夠不花錢就白吃之午餐。
誠然有些軍售教育訓練班次，並未與軍售過程之軍備品項直接相關，這其中包括某些指揮參謀學院與戰爭學院之深造教育，中低階軍官不同階層之專業戰術教育與專業訓練，再加上軍官學校養成教育階段之各項班次，甚至是非屬於美國國防體系內，屬於軍官養成教育類型之私立軍事院校，都可以歸納在此範疇內。但就台北與華盛頓雙方來看，除私立軍事院校外，其他班次都列在軍售清單內，同時透過軍事專業教育，讓台北軍職人員更理解美國軍事體系，對於未來維繫軍售關係與軍事合作，確實是具有嚴肅之戰略意涵。
前揭教育訓練班次，台北能否順利派遣軍職人員入學參與訓練課程，真正關鍵在於美國外交與國防兩大體系，透過協商決定是否邀請，而不是台北願意出錢，就可以獲得入學機會。此外雖然在美國正統軍校畢業算是個相當體面之學歷，但就美國軍校畢業生返回台灣，在軍中實際服役表現來說，其實亦存在著相當爭議，所以儘管存在此等交流管道，其效應究竟如何，恐怕還值得商榷。
四、無關軍售之交流活動
除前述各項由軍售關係所衍生之軍事交流活動外，其他有關軍事高層儀式性出訪、參加特定軍種慶典、受邀在區域駐軍相關首長交接典禮觀禮、附屬軍種或是特定兵科聯誼性學術性組織年會，歷史傳承性組織(飛虎隊，駐台美軍眷屬聯誼會)聯誼活動，甚至再加上受邀觀摩美軍演習訓練活動，以及協助美軍退役人員與家屬來台悼念當初遭致日軍殺害美軍戰俘活動，其實範圍相當廣泛，內容形態更是五花八門。嚴格來說，雖然是可以藉由活動增加雙方軍事人員之情誼，但若是未能掌握具體議題，其實亦無法產生任何後續政治與軍事效應。
不過透過此等聯誼活動，對於台北在美國國會之遊說活動來說，確實是會有所幫助，但是隨著時日變遷，許多藉由軍事聯誼，所曾經鞏固具有影響力之政治關係，其實亦會有所變化。再加上中國大陸近年來在爭取曾經來華援助抗戰美軍眷屬，至大陸參訪其先輩所曾歷經地點，此等交流聯誼活動，確實亦會弱化台北透過此等途徑所建構之政治影響力。
叁、政治效應與未來前景
台北與華盛頓間奠基於軍售關係，其實本身就受到多項政治限制，甚至在名義上，美國都袛是將軍備品項透過政府直接軍售，或是授予輸出許可，容許美國國防產業商將特定軍備品項，以商業銷售模式進行軍備輸出，但不論是透過政府軍售抑或是國防產業商之商售作業模式，其輸出對象都袛是註明是台北駐美國之代表機構，而不是針對台灣進行軍售。
因此從美國政府在宣布對台灣提供軍售時，還要在字面上維持此種表明是睜著眼睛說瞎話之文書體例，其實就可以感受到美國在處理對台灣軍備輸出作業過程中，面對與處理政治敏感性之審慎態度。美國國務院與國防部對於維持對台灣之軍售關係，向來都是依據標準台詞來應付各方查詢；所有媒體捕風捉影刻意彰顯雙方軍事交流或是協同訓練之報導，原則上循例都是不予置評，由此就可以看出華盛頓在處理與台北軍事交流關係時，確實是相當謹慎小心。
但是對於台北政壇來說，透過宣示與美軍保持密切往來交流關係，其實是刻意在拉抬政治效應，經常會吹噓到讓人不可思議地步。其實許多美國研究兩岸關係學者早就多次指出，台灣對於本身與美國之軍售關係，已經到達過度政治化解讀地步，但平心而論，軍售問題本來就有其政治意涵，不論是就美國對外實施軍售原始政策目的，抑或是此項議題糾結在北京與華盛頓兩方互動關係，要讓軍售本身單純留在技術與軍事專業層次，其實亦是不切實際奢望。
同樣對於衍生自台北與華盛頓軍售關係之軍事交流活動，當然亦就無法避免會遭人予以政治解讀，而且幾乎所有波折與過度炒作，都是源自台北政壇，但目前華盛頓亦開始有人跟進，究竟是由台北主導，希望透過出口轉內銷，來影響國內政治運作，抑或是美國政府亦有人認為，運用此等媒體操作方式，能夠獲得政治利基，其實尚待後續觀察。
但就目前台北政壇來說，藍營基本上對於軍事交流議題都是保持低調處理，畢竟許多與美軍事交流關係，會不會因為曝光而產生變化，其實誰都沒有把握，確實亦難以拿捏。但是綠營就是希望儘量將雙方軍事交流活動端上檯面，究竟是否希望藉由此等軍事交流關係，產生替本身政治信念壯膽打氣之政治效應，其實明眼人都是心知肚明。不論如何，展望未來發展情勢，台北與華聖頓雙方之軍事交流，在質量上還是受到華盛頓所主導，台北方面就算有意積極爭取，擴大提升雙方交流質量，其實主導能力還是相對有限。
肆、結語
最後必須強調，軍事交流關係絕非等同於軍事同盟關係，許多報導傳聞都經常將台北與華盛頓間之軍事交流活動，刻意無限上綱描繪成軍事同盟關係，殊不知缺乏政治基礎與正式邦交關係，在法制面向上，確實是很難落實軍事同盟關係。
同樣要從軍事交流活動逐漸發展成跨國聯盟作戰關係，其實亦是充滿各種關卡與障礙。光是在各個國家本身軍事體系內，要達成軍種內之兵種協同，再逐步發展到跨越軍種之三軍聯合作戰，然後再將軍事作戰體系與國家政務運作體系相互結合搭配運作，建構出因應軍事威脅之總體戰爭面，在各種法令都能統一號令前提下，都已經相當困難。
而目前在台北與華盛頓並無外交關係，同時更無任何法制協議作為軍事同盟或是聯合作戰基礎，要期待從不同類別之軍事交流活動，在旦夕間轉換成聯盟作戰架構，袛要務實思考，就會理解到其中困難程度。因此與其跟著某些片段零碎傳聞胡亂起舞，毋寧需思考整體架構，才會對台北與華盛頓軍事交流活動，賦予正確精準之定位。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1年8月號，總第284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