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在不斷擴大對華包圍圈的同時豐富遏華手段
與以往不同，“印太”新地緣戰略背景下的日本對華遏制，在領域維度呈現更為全面的態勢。即是說，至少在菅義偉政府看來，中日矛盾已從既有政治、安全領域陡然擴展到包括經濟、科技在內的衆多新領域。
經濟及科技方面，以自民黨為代表的日本政治勢力主要圍繞“經濟安全保障”概念推進對華遏制運作。2020年4月，日本在國家安全保障局內新設經濟組，意在從防止可軍用尖端民用技術外流、限制出口等方面入手維護其經濟安全。但從該機構迄今為止制定的諸多具體政策看，大半都指向中國：如認為中國竊取其民用技術用於發展軍事（人工智能、半導體等）；中國通過5G、北鬥、微信、TikTok等技術平台、軟件竊取其機密情報；中國控制口罩等防疫用品出口威脅其供應鏈安全等。此外，在稀土、疫苗、海底光纜等更為廣泛的領域，日本也在謀求同美、澳等各國一道，組建對華包圍圈：為應對中國“疫苗外交”取得的成績，“四方安全對話”會議決定按照美國日本資助、印度生產、澳大利亞分發的合作模式，向東南亞國家提供10億劑強生公司研發的新冠疫苗；為降低對中國的依賴，美日印澳四國將聯手重組稀土供應鏈，提升稀土精煉技術，尤其要在資金上支持中國以外國家的稀土產業；日、印、澳三國也於2021年4月27日正式啓動“供應鏈彈性倡議”機制；此外，美日澳三國相關人員還曾於今年3月召開閉門會議，商討如何在海底光纜鋪設領域進行合作，以對抗華海通信近年來在該領域的快速發展。
衆所周知，中日經貿合作始終在雙邊關係發展過程中扮演“壓艙石”角色；兩國在氣候變化等非傳統安全領域的合作也被視為是改善、發展雙邊關係的關鍵領域。在此次對華政策轉向遏制過程中觸及相關領域，日本所釋放的顯然是同中國“撕破臉”的全面對抗戰略信號。
（五）利用國內事務阻遏中國現代化進程
當前，中國國家分裂勢力可分為地區分裂勢力與民族分裂勢力兩類，前者主要包括台獨、港獨勢力，後者則以疆獨、藏獨、蒙獨勢力為代表。受侵華戰爭遺毒及冷戰思維影響，日本與上述主要分裂勢力的勾連幾乎從未斷絕。在“印太”新地緣戰略背景下，台獨、疆獨、港獨勢力又一次成為日本政治勢力主要教唆和利用的對象。
台獨方面，在4月16日發表的日美聯合聲明中，菅義偉與拜登效仿1969年的尼克松與佐藤榮作，時隔52年再次染指台灣問題；次日，位於台北的“日本台灣交流協會”旋即升起日本國旗，與之遙相呼應。不僅如此，繼菅義偉於6月9日將台灣“誤稱”為國家後，日本副首相麻生太郎、防衛大臣岸信夫、防衛副大臣中山泰秀先後在台灣問題上大放厥詞。新近出版的《防衛白皮書》更首次將“台灣局勢對日本安全及國際穩定十分重要”等表述寫入其中。疆獨方面，2020年底就有消息顯示，日本為加入五眼聯盟，向美、英等國傳遞了有關新疆“人權問題”的大量偽造材料；在BCI發起的抵制新疆棉花事件中，優衣庫等日本服裝企業更予以積極響應；4月14日，日本主要番茄醬生產商可果美（Kagome）還以“人權問題”為由繼續發難，公然宣布停止進口新疆番茄。此外，在2021年版《外交藍皮書》中，日本首次公然聲稱對於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人權狀況給予“嚴重關切”，并強調在日本看來，自由、尊重基本人權及法治等國際社會普遍價值能否在中國得到保證十分重要。至於香港問題，由於《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的頒布，包括日本在內的國際社會屢次對香港局勢表示“嚴重關切”等涉港言論亦首次出現在日本《外交藍皮書》中。
實際上早在2018年底，前述“五獨”分裂勢力就已在日本極右翼組織“黑龍會”的牽頭下於台北召開會議，密謀分裂活動。在國家主席習近平計劃訪問日本的2020年，“五獨”分子又在日本“各界代表”的配合下發起“反對習近平以國賓身份訪問日本百萬簽名活動”。可見，日本是繼美國之後中國分裂勢力的又一重要海外據點，且在地理位置上更為前沿；隨著遏華戰略傾向日漸清晰，其利用分裂勢力遏制中國未來發展的不軌舉動亦會日益猖獗。
二、“印太”新地緣戰略下日本對華政策動因分析及趨勢研判
基於以上日本在“印太”新地緣戰略背景下或主動、或被動的對華戰略調整，不難看出，雖然中日雙邊關係自2018年幾經波折、重新回到正常軌道才過去不到3年的時間；兩國即將迎來邦交正常化50周年重大紀念節點，且在舉辦奧運會、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經濟貿易等領域存在廣闊合作空間及巨大潛力，但隨著國際形勢變化，尤其是“唯一同盟國”美國因政權更迭引發其進行地區政策調整，日本毫不猶豫地選擇投身於“印太”新地緣戰略，同美國一道與中國進行全面對抗。中日關係再次急轉直下，甚至可能又一次陷入“冰封”，個中緣由及未來發展趨勢值得加以探討。
（一）動因分析
“印太”新地緣戰略背景下日本對華政策調整，同時受到必然歷史規律與或然現實因素的雙重影響：其既是自民黨政權在對華政策領域長期奉行現實主義理念，以“政冷經熱”“擦槍走火”為上下限左右搖擺的產物；又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背景下，同為世界主要大國的日本面對國際體系壓力與國內政治影響，在外交、安全等領域做出的應對。
具體而言，其首先是個人政治素養使然。無黨內主要派系背景、更擅長處理國內事務、過渡首相是菅義偉上任伊始最為重要的政治標簽。隨著今年秋季衆議院大選臨近，菅政權已然來到“賽程過半”的分水嶺。在過去的半年多任期中，菅政權并未完成黨內各派系交與的控制疫情、提振經濟、成功舉辦奧運會三大重任，反而因干涉學術會議成員更替、長子違規招待等醜聞幾度陷入執政危機。在執政表現不佳、選情壓力陡增的情況下，懷有連任野心的菅義偉必然效仿前任安倍，選擇在能够快速見效的外交、安保等領域撈取資本。加之一貫以殺伐決斷著稱的從政風格，菅義偉很可能會將某一政治外交戰略與政策傾向推向極致。
其次是國內政治環境使然。以長遠計，由經濟快速發展導致的國家凝聚力下降，是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一直困擾日本統治階級的政治難題。再加上冷戰終結導致在野黨式微、經濟發展引發傳統國家主義抬頭等複雜因素的影響，日本政壇呈現出明顯的總體保守化傾向。從短期看，在疫情防控不力、經濟下行壓力不斷增加的雙重影響下，以持續執政為第一要務的自民黨政客既需要通過臆造外部危機轉移民衆視綫，也需要藉助操弄民族主義博得選民支持。故而與日本同時存在歷史矛盾與現實爭端的中國，自然以“關鍵問題”身份，被動地成為日本政壇選舉期間各派勢力政治做秀的首選工具。
最後是外部國際形勢使然。受戰後被美軍實施單獨占領、在安全領域長期依附美國等歷史、現實因素影響，自2018年中美關係受貿易爭端影響逐步走向惡化以來，日本在中美之間保持適當平衡的難度亦隨之增大。拜登入主白宮之後，美國對華政策在繼承特朗普時期強硬態度的同時，展現出更重視借用盟國和夥伴國家力量實現對華遏制的傾向。面對美國的戰略調整，無論是追求連任的菅義偉，還是在幕後出謀劃策的安倍晉三、麻生太郎等自民黨保守政客，最終都無法擺脫聯手美國，成為遏華急先鋒、馬前卒的宿命。
（二）趨勢研判
作為美國拜登政府新近實施的地區戰略，“印太”新地緣戰略短時間內不會出現根本變化。這就意味著，縱使出現G7領導人峰會結束後，菅義偉在對華態度上突然“變臉”，聲稱日本不會參與組建所謂對華包圍圈等現象，亦不能認為日本政府已然“迷途知返”，重拾對華友好。殊不知，得到自民黨內主要派系支持，以全面繼承安倍內外政策，尤其是外交、安保政策“繼承者”形象示人的菅義偉雖然在具體遏華程度上表現得更為露骨，但其在政策大方向上并未脫離統治階層進入21世紀以來形成的基本共識，即通過在中美間搖擺攫取國家利益、獲得戰略迴旋空間。換言之，論及一方面不斷聲稱要改善日中關係，一方面又不斷到處給中國找麻煩的“兩面人”做法，菅義偉政府與其前任安倍政府并無本質區別。更何況，大選將近、謀求連任的菅義偉無疑也希望獲得對華友好勢力的支持，其通過釋放對華積極信號應對選情、撈取政治資本的目的顯而易見。未來一段時間內，日本菅政府對華政策恐難出現根本變化，其仍將在以下領域保持對華強硬姿態。
第一，安全領域。姑且不論菅義偉本人，菅內閣現任防相岸信夫係日本主要政治門閥安倍家族核心繼承人，素以右翼鷹派、親美友台反華著稱。其上任以來不僅多次妄稱台灣問題為“本國問題”，還積極強化自衛隊在釣魚島方向的部署。在其帶領下，自衛隊持續擴充軍備自不待言，日本防衛政策勢必呈現更為明顯的緊跟美國、聯合遏華、插手台海趨勢。屆時，不僅針對中國的聯合軍演、抵近偵察將頻繁上演，所謂“日台防務合作”亦將趨於強化。在包括軍事、情報在內的安全領域，來自日本方向的壓力將長期保持高位。
第二，外交領域。綜觀菅義偉涉華言行，其憑藉“重新定義”中日關係應對世情、選情；迎合輿情、民情的意圖明顯。即是說，在無力成功舉辦奧運、戰勝疫情、提振經濟的大前提下，炒作“中國問題”成為其為數不多的勝選籌碼。這就意味著至少在選舉結束之前，日本將保持甚至強化對華強硬、施壓態勢，通過搬弄是非、挑撥離間等手段破壞中國外部環境。這不僅會導致本就脆弱敏感的中日雙邊關係持續惡化，也會對地區局勢及區域合作造成惡劣影響。在外交領域，抵禦對衝、化解攻勢將成為未來對日外交工作的重點。
第三，經貿、科技領域。以確保產業鏈穩定、防止可軍用民用技術外洩等“安全問題”為由，日本正積極配合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構建對華技術、貿易包圍圈。姑且不論這種觸及中日關係“壓艙石”的舉動本身代表著日本對華政策已處於“撕破臉”狀態，未來中日經貿關係或走向以非高科技產品為主的“局部脫鈎”時代，難以維持既有“政冷經熱”前提下的雙向依賴局面。換言之，通過對華貿易，日本袛希望獲取經濟利益，而不願因此得罪美國，或使得中國進一步提升在科技等領域的水平及影響力。在經貿、科技領域，需警惕日本的牽制與掣肘。
近年來，在習近平外交思想的引領下，中國特色大國外交不斷開創新局面、取得新成就，以人類命運共同體、“一帶一路”合作倡議為代表的中國外交理念得到越來越多國家及其民衆的支持，成為中國同世界各國開展友好合作的思想基礎。毫無疑問，中國願意在一個中國原則和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同包括日本在內的世界各國發展友好合作關係。面對本就在結構性矛盾、歷史恩怨等複雜因素共同作用下敏感又脆弱、近來再度在“印太”新地緣戰略背景下出現反復的中日關係，借用習近平主席2014年11月10日在人民大會堂會見來華出席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的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時所作的論斷，其中的是非曲直無疑是清楚的。對於“為滿足阻遏中國崛起復興的一己之私，甘願仰人鼻息，充當美國的戰略附庸，不惜背信棄義、破壞中日關係，不惜引狼入室、出賣本地區整體利益”的日本，在未來處理兩國關係的過程中，唯有聽其言、觀其行，才能行穩致遠。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1年8月號，總第284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