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7月13日電／從全球的情況看，這次疫情衝擊下的經濟衰退是二戰後最深的一次，2020年增速為負3.3%。比較而言，發達國家受衝擊更大一點，增速是負4.7%；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是負2.2%。疫情導致經濟進入衰退後，世界各國幾乎都迅速推出了救市政策。各國政府為救市大概共推出了為數18萬億美元的擴張計劃。除了擴大政府支出以外，財政政策還包括減稅降費等其他方面的財政救市措施。貨幣政策也是如此。疫情暴發後，去年全球大大小小的央行降息總共200餘次，其中最值得關注的是美國、歐洲、日本這些主要經濟體。其三大央行在堅定維持超低利率的貨幣政策的同時，還強化了已有的非常規貨幣政策並且形成了新的貨幣政策框架，其中特別需要提及的是去年8月份，美聯儲宣布把政策目標調整為“尋求2%的平均通脹長期目標”，所加的“長期”這個定語，一詞之差卻和以前有了顯著的區別。現在全球經濟面臨的問題，大致來說主要有以下幾個。
非常規貨幣政策
最近一段時期，貨幣政策工具箱中被使用的工具均為“非常規”政策工具，具體講包括五類：一是量化寬鬆；二是控制收益率曲線；三是負利率或零利率；四是大銀行定向放款（這主要是指歐央行對大的商業銀行提供1.5萬億歐元利息為負1%的定向放款）；五是“直升機撒錢”，亦即政府向居民或企業直接派發現金。這些非常規貨幣政策是否需要回歸常態、何時回歸常態以及回歸常態的速度等問題的存在本身，就構成了宏觀政策不確定性的主要來源。今天主要經濟體央行所用的貨幣政策工具基本上都是教科書沒有提到的。國外有學者提出，教科書或宏觀經濟學恐怕要重新寫了。
主要發達經濟體新貨幣政策框架實施效果
今年3月份，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對美聯儲、歐央行、加拿大央行、日本央行採取的貨幣政策作了一個評估，評估的焦點在於，央行如何應對持久性的低均衡利率帶來的挑戰。所提的基本問題：一是目前靈活的通脹目標設定戰略，在實現它的整個宏觀目標時發揮了作用嗎？二是現行的政策工具組合是否足夠應對高通脹和實現潛在的產出目標？IMF所做的這個評估結果還是比較積極的，認為發達經濟體央行新的政策框架整體上使得復甦加快。當然，由於目前的政策框架是全新的，故需要不斷地調適以提高它的有效性。從3月份到現在的數據表明，儘管步調不一致，但發達經濟體復甦趨勢還在繼續，並且在一定程度上穩定住了通脹預期。
關於美聯儲政策以及新的政策框架，這裡主要談兩點批評。美聯儲原來的政策依據是比較清晰的、可預期的泰勒規則，今天它被主觀的、可調整的新規則取代。現在美聯儲對靈活的通脹目標的時間期限只說了“長期”，但既沒有說具體多長時間，也沒有說高到什麼時候就一定會調整，因而增加了不透明性，不確定性。這是第一個批評。第二個批評是，美聯儲在大規模購債的同時努力維持低利率以使債務成本降低。這兩個目標要同時實現的話，美聯儲就會長期地將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綁定在一起了。從長期看，貨幣當局的政策功能會受到基礎性損害。
通貨膨脹預期上升
關於通貨膨脹的未來走勢是一個爭議很大的問題。巨大數量的流動性湧入經濟，再伴以超級寬鬆的貨幣政策，根據常識它們都會導致價格上漲。但持相反觀點者指出，流動性是多了，但流通速度放慢了。2008年金融危機後各發達經濟體央行限購實施了數量寬鬆政策，當時相當多的人認為隨之而來的一定是通貨膨脹。然而我們看到的卻是10年的通貨緊縮。
總體來說，短期通貨膨脹的壓力是有的，而且壓力還有進一步加大的可能，但中長期看發達經濟體的價格仍處在中低水平穩定通道。根據彭博社數據，截至到上個月世界名義利率為負的債券有12萬億美元，占全球可投資債券的20%。雖說比去年底的規模減少了6萬億美元，表明市場預期出現一定的變化，但仍然占全球可投資債券的20%。人們願意持有負利率負債券而且規模達12萬億美元，多少意味著持有者對未來抱有通貨緊縮的預期。發達經濟體內需求疲軟也是物價難以大幅快速上漲的抑制因素之一。關鍵的一點是，美聯儲工具箱裡抑制通脹的工具要遠勝於對付通縮的工具。它可以縮減或停止購債，也可以“縮表”，即減持資產，還可以直接升息。
美元走勢
短期看，影響美元走勢的直接因素是美國貨幣政策回歸調整的幅度與速度。其他經濟體的貨幣政策調整和復甦態勢也會影響到其貨幣與美元的比價。最近IMF公布的對149個國家和地區的統計數或許能夠說明點問題：2020年底全球外匯儲備總額12.7萬億美元，其中以美元計的世界外匯儲備資產比例連續5年下降，跌至59%，創下25年來最低。中國2020年底持有美國國債1.07萬億美元，比7年前最高水平幾乎減少了20%；俄羅斯2020年9月美元資產儲備占20%，而2017年占50%。中長期來看，哈佛大學教授羅格夫最近寫的幾篇文章都直接間接地談到美元的國際地位，其中特別說到今天的美元與其他關鍵貨幣之間的關係有點像上世紀60年代美元和黃金的關係，即我們都知道的“特裡芬難題”。最後布雷頓森林體系在上世紀70年代初就崩潰了。今天的情況，一是美國產出占全球GDP的比重在持續下降，二是美國政府債務占全球GDP在持續上升。在羅格夫看來，這兩個事情最終歸結為一點就是美元幣值的相對穩定不可持續。我把它稱之為“羅格夫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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