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80年代開始，台灣當局的公共衛生政策發生重大轉變，從預防為主到醫療為主，加速了“醫療化”的過程。它最突出的例子是台灣衛生所功能的變化。
衛生所是台灣公共衛生系統在基層的延伸，配備有醫生、護士、保健員，對接居民，“展開衛生教育、預防、通報、調查等大量的公共衛生工作”，以“預防勝於治療”為指導思想。
1980年，時任“台灣省主席”李登輝在視察長庚醫院時，面對這所私人醫院昂貴的高科技設備，想到公立的衛生所設備簡陋，感嘆“衛生所，不要也罷”。事實上，以預防工作為主的衛生所有自身特有的使命，並不需要那麼多昂貴的高科技設備。台灣當局開始以提振民眾對基層衛生系統的信心為名義，在衛生所的基礎上建立群體醫療中心。
群醫中心的功能相當於診所和藥房，它不是防治機構，而是醫療機構。台灣當局一次性投資180萬新台幣，然後不再繼續撥款，要求群醫中心“自負盈虧”。醫生、護士和藥劑師的收入來自於醫療服務產生的利潤，他們更有動力從事醫療而不是預防性工作。
政府功能從防治傳染病、慢性病的領域退出後，這些工作成了“個人的責任”，需要民眾自己養成良好生活習慣，而不是“以社會的力量，全民共同預防疾病、維護健康”。如果某些民眾形成“不良生活習慣”，政府、社會、集體不能去過問。他們如果健康受到損害，需要向醫療機構求助，還能為醫療機構帶來業務和收入。
五、台灣公共衛生體系“市場化”和“醫療化”的影響
完全沒有“市場化”成分的醫療體系，在當今世界是很罕見的。中國大陸的公共衛生體系也有市場化的機構參與，然而大陸經受住了疫情的考驗。這說明“市場化”和“醫療化”本身不是問題，問題在於執政當局如何從整體上把握衛生工作，衛生部門如何處理這項工作的細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