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5月12日電／2020年9月，習近平總書記在第七十五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上提出中國碳達峰、碳中和的時間表，即二氧化碳排放力爭於2030年前達到峰值，努力爭取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簡稱《綱要》）中再次強調“積極應對氣候變化”，要求“落實2030年應對氣候變化國家自主貢獻目標，制定2030年前碳排放達峰行動方案”。這一重要部署將對未來我國的經濟金融體系形成較大影響，給經濟學研究帶來新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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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實現碳達峰、碳中和具有重大戰略意義。一是對我國長期高質量發展有重要意義，有助於我國經濟以更加可持續、對社會和環境更加友好的方式實現長期、穩健增長，從而兼顧長期目標和短期目標。二是意味著我國經濟增長方式和增長動能將發生巨大變化，同時有助於克服能源進口依賴。三是做出碳達峰、碳中和的重要承諾，體現了我國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責任擔當，有助於進一步提升國際影響力。
碳減排是學界近年的熱點問題。2018年，耶魯大學經濟學教授諾德豪斯在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時發表的演講就是“氣候變化：經濟學的最終挑戰”。他利用動態氣候和經濟綜合模型，估算出美國一噸碳排放帶來的社會成本是31美元（2010年價格）。
對於我國實現碳達峰、碳中和，學界對此進行了各類研究分析，這也成為當前經濟學、金融學最有挑戰的問題之一。對達峰值的估測，現有研究大多基於兩個假設：2030年單位GDP碳排放強度下降程度和未來十年年均GDP增速。目前測算達峰值有多種方法，各界對碳達峰時二氧化碳排放的可能峰值做了預測，有機構預測是108億噸，也有預測最高會達到120億噸。但總體而言，還缺乏較為清晰的核算方式和結果。
我國的碳中和目標不僅時間緊，而且任務重。從時間上看，我國承諾實現從碳達峰到碳中和的時間，遠遠短於發達國家所用時間，需要付出艱苦努力。從任務上看，人們容易將其簡單理解為能源生產和消費方式的改變，但其實它涉及領域極廣、影響面極深。與西方發達經濟體相比，我們需要做出的變革更為劇烈，實現碳中和目標面臨一系列挑戰。
首先，實現碳中和不僅是技術問題，也是經濟和管理問題。需要從經濟學理論層面明確碳中和短期目標、中期目標與長期目標的關係，權衡發展和減排的關係，解決技術路線選擇問題以及減少污染物和減排的優先順序問題，等等；此外，還需要構建清晰的碳排放總量指標——最終均取決於成本—收益分析的結果，因為不同的技術路徑對應著不同的投融資總額、投融資結構、產業和區域影響。
其次，實現碳中和，不僅涉及目標和任務分解，也關乎制度設計和公共政策。即使構建出清晰的碳排放總量目標和日程表，也需要根據大量微觀指標設計激勵和約束機制，比如，研究採用何種工具能糾正碳排放的負外部性、研究如何通過碳交易市場實現外部成本的內部化、研究如何建立碳價格形成機制、如何構建相應的財稅制度，等等。
再次，實現碳中和不僅是宏觀問題，也是微觀問題，尤其需要研究如何把企業和個人納入碳中和的過程。比如，如何激發微觀主體的參與積極性、踐行低碳生活方式，以何種機制鼓勵商業模式創新以促進碳減排。
最後，實現碳中和既需要有為政府，也需要有效市場，為此需要加強市場機制與政府作用二者關係的研究。相比於產權清晰的商品市場，在碳排放領域研究這一問題將更為複雜。
總之，如期實現碳中和目標，機遇與挑戰並存。從制度層面看，涉及國家層面的治理變革；從政策層面看，需要圍繞碳中和設計財稅體系、投融資體系等；從技術層面看，對低碳技術、零碳技術、負碳技術等技術創新的需求會越來越大；從產業層面看，碳中和會帶來企業商業理念的變化，重新塑造企業治理、戰略、投資決策、內部管理、工藝流程等內容。這一系列變革，為經濟學、金融學理論創新提供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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