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8月15日電／一般理解的財政赤字貨幣化，指的是央行通過發行基礎貨幣直接彌補財政預算內赤字。這被絕大多數國家法律明確禁止。但廣義財政赤字貨幣化，是金融機構資產擴張以政府行為（負債）為基礎。狹義化指央行發行基礎貨幣支持政府行為（融資），廣義則包括金融機構發行存款貨幣（金融負債）支持政府行為。
政府的赤字，既包括中央政府，也包括地方政府，既有顯性的，也有隱性的。我國財政包含四本賬，也是國有金融機構和國企的股東，金融體系既有商業性機構，也有政策性機構，還存在大量的政策性金融業務，因此，財政赤字貨幣化的現實含義是相當豐富，表現為一個連續的譜系。包括央行在一級市場購買國債支持中央政府融資、二級市場支持國債市場，各類金融機構通過各種資產擴張方式支持地方債務融資，還包括各類政策性金融業務，各種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特別是PSL和再貸款再貼現、定向工具），以及在金融救助和穩定金融體系中的央行支持等。
近些年我國創新了很多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實際上使得傳統的總量調節為主的貨幣政策具有了結構調節功能，這已經將財政的再分配功能隱含其中，貨幣與財政已不再涇渭分明。為了應對疫情，我國還推出直達實體經濟的政策工具，實際上是財政政策（財政貼息）的金融化實施，具有將財政貨幣配合工具化的傾向。
觀察不同時期的廣義財政赤字貨幣化組合，只是譜系的中心有所變動，現實操作中是程度或者度的把握。貨幣和財政政策及其配合，是在現實壓力下，不斷拓展原有功能，在特定經濟發展階段和體制機制環境中具有自我驅動力。
需注意的是，創新和權宜之計會導致功能的逐步異化。財政赤字貨幣化，在相當多時候表現為具體的中間地帶的政策選擇，推動譜系中心的推移，會產生一定的自我適應性。積累到一定程度後，有可能破壞原有結構引發質變。
財政與貨幣的配合，仍是經濟工具，且是通過兩個部門實現的經濟工具。工具需要實現功能，因功能而獲得存在的合理性，根本上要實現經濟良性循環。加大廣義上的財政赤字貨幣化，實際上是央行的資產擴張，增加了以政府部門行為為支撐的部分。
發達國家央行資產負債表以何種結構——國內、國外和還是政府部門——為基礎，是與特定經濟發展階段相適應。政府行為的資金支持，不同時期主要受觀念、社會經濟特征和體制機制制約，來自於過去行為的積累，即財政盈餘、對未來的預期，即市場化融資，基於權威的信任的財政貨幣化。
目前輿論擔憂財政赤字貨幣化，是擔憂對政府行為的必要約束、貨幣發行約束的有效性和政府部門內部管理的要求等。
首先，財政赤字貨幣化是有經濟邊界的。貨幣本質上是債務、是融資，合理性不在負債方而在於資產方，即行為的合理性。歷史經驗，很難事前區分泡沫。財政赤字貨幣化，是為政府行為的非市場化融資，缺乏對政府行為合理性的市場化約束。同樣歷史經驗告訴我們，財政赤字貨幣化有加劇通脹的風險。政府的行為需獲得社會認可，當正常的稅費籌集資源無法滿足預定目標要求，轉而市場化融資和貨幣化融資。財政赤字通過貨幣發行（信用創造）融資和市場化籌資（現有信用的爭奪，帶有一定市場化競爭）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以貨幣隱性的結構性調整手段（未經貨幣持有者同意，大規模隱蔽地實現財富的轉移），實現資源從私人部門向政府轉移，需特別考慮政府行為的合理約束。當然，貨幣工具的使用邊界，來源於民眾的普遍信任，是長期積累的結果，需考慮經濟資源運用的極限，以及資源運用的生產性和非生產性結構。
二是調控是種外在干預，實現合意結果。財政和貨幣已被作為宏觀調控工具，還需要考慮調控的有效性，兩類工具應各有所專，無所不用其極而不是相互替代。財政自動穩定和貨幣幣值穩定是內在機制和職責。一旦過多引入非系統內在目的，會增加信任成本。
對財政赤字貨幣化的約束，既有經濟邏輯上的，如資源可承受的極限（高通脹與債務可持續性），也有引導生產性和非生產性部門的合理比例，有效管理等方面的考慮，其中有一些屬於維護長期利益，給予必要安全墊的自我約束。
在轉型以及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面前，特別是應對疫情衝擊時，關鍵策略是“看見”+“熬過”。可被接受的財政赤字貨幣化，包括市場化融資，可拓展政策應對空間，提高“熬過”的概率。就好比需要區分正常情境下的宏觀調控，與危機救助下的宏觀政策一樣，自我約束在特定場景下是可以適當放鬆的。當然，一是需與資產方的結構性改革相配合，二是“熬過”後，需及時回歸。這種突破自我約束融資“上癮”，增加了一定的系統脆弱性。
我國當前的財政貨幣合作，有相當部分集中於地方層面，影響了具有基礎性、常態化的財政貨幣合作機制的開發。是否可借助疫情和轉型、財政體制改革，將部分地方政府債務轉為中央債務，提高債務的信用等級，降低利息成本，也能為央行開展基於國債的貨幣政策操作提供市場基礎。
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 作者：陳道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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